這段日子，政治衝擊和幾近天災級的傳染病打擊不停歇，「壞事會繼續發生」成為不斷實現的可怕預期，也為精神醫學與社福機構帶來挑戰。
香港大學精神科系主任陳友凱教授說：「社會立場分化，對機構和他人漸漸變得不信任。求助者因私隱關注卻步，傳統系統無法好好發揮。更甚者，在關注大局的氣氛下，大家彷彿沒有空間、或覺得『不應該』關顧自己⋯⋯要準確理解這個社會狀態，需要更深入的審視。」
先回頭認清疾病的定義：「想像一條橡筋圈，被拉會變形，放鬆便彈回，這是正常調節。但是倘若橡筋被拉得太久，加上橡膠本身產生變化，最後即使放鬆了，也無法回復原狀。於是我們說，這人可能已經進入疾病狀態，是個人風險因素跟環境互動的結果。」
陳友凱教授說，那是太平盛世的診斷假設，但是在動盪的大時代中，是病不是病，回答不易。
衝擊多數人的「精神損傷」
「如果單看目前有多少人出現徵狀，便說社會的精神『疾病』正在倍增，難免太簡單，也不夠敏感，甚至可能導致人們怯於求助的反效果。問題確實嚴重，但與其說是精神疾病，我建議用『精神損傷』這個名詞，它描述的是：我們的心理也會遭外來壓力損害，像身體被撞擊會受傷那樣。」
陳友凱教授口中的「精神損傷」是這樣的——外來壓力源源不絕，同時衝擊群體中的大部分人。本來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風險，可是遇上強大的外來因素，就像遇上交通意外，任你多強壯都難免被撞傷。況且，這個壓力源移不走，令拉緊的橡筋始終沒機會鬆下來，復原能力可能會慢慢削弱。橡筋最終能否彈回去？受困擾的人中，多少會演變成精神疾患？醫生難以用以往的方法判斷。
但多少總有線索，包括：一）病徵有多嚴重。譬如反芻思維（rumination）是一個可靠的指標，要是一個人不由自主地反覆思索往事的負面意義，最後惡化成精神疾患的風險較高。二）反應性（reactivity）是否正常。要是稍作喘息，像郊遊或一兩天不看新聞，離開壓力的來源，情緒能否反彈？如果都沒幫助，可能反映那人正開始、甚至已經進入疾病狀態。「可惜因為疫症，很多人連離開香港一陣子的機會都失去了，甚至無法自由自主地離開家門外出⋯⋯」陳友凱教授說。
手機依賴或致反芻思維
陳友凱教授希望各個關心年輕人的專業，嘗試好好聆聽和溝通，真正了解年輕人的需要。他特別提出兩點，希望幫助大家關注自己的精神健康。
不少研究都分析過智能手機對精神和生理健康、甚至身體的影響，它帶來資訊與回饋——包括每個Like和share——多少令人得到安慰，同時推動大家花更多時間用手機。然而，當不同程式不斷呼喚使用者，大腦不自覺地耗用大量資源，慢慢會變得被動，失去「因為要找某則特定資料所以拿起手機」的方向性，可能反被各個程式帶到哪裏便是哪裏。
換轉是平常日子，這頂多令人睡不着；但在過去大半年間，社交網絡出現大量負面新聞和資訊，同樣的習慣會導致重複接收壞消息，增加反芻思維出現的機會，令情緒陷入惡性循環。科學知道的是，長期壓力加上難以自拔的反芻思維，會令腦細胞死亡，導致調控思維和注意力的系統失效。
憤怒有用但要調節
憤怒反應也很需要關注。憤怒不一定負面，它在群體生活裏指出不妥當的地方，要求處理，否則難以繼續合作。能有限度地表現憤怒是一種藝術，也是正常功能。可是當劣境彷彿沒有盡頭，人們不斷被挑起怒火，便會漸漸演變成持續的狀態。
長期維持憤怒的後果可以很糟糕。「當憤怒把精力、希望，意志力、甚至認知能力一一消磨殆盡，人們會慢慢進入臨牀的抑鬱病態。這就是我們正在面對的矛盾——容許自己憤怒多久？達到甚麼程度？」陳友凱教授提醒：「我們不該說『不能憤怒』，因為不能一概而論，而且憤怒對人類生存本來就有着重要的功能。但是我們希望每個人都了解它的潛在影響，然後自行判斷。」
即使不是當下的社會事件，陳友凱教授也一直感到醫療和社福服務追不上年輕人的生活轉變和精神健康需要，急需革新。以精神科醫生為例，除了現有的醫療系統，他建議把資源往上游推，在當事人出現清晰的病徵前，已經讓醫生有機會掌握來龍去脈，作出預防。
專業的局限 未來的可能
「精神科醫生特別之處，是斷症訓練深入徹底；但是只有把他們推到最前線，才能發揮真正的截流作用。然而，上游人數太多，單是醫生處理不來，也不一定發揮得最好，必須與不同專業緊密合作，包括社工、臨牀心理學家，甚至研究人員等，才能減低社會整體最後為精神健康付出的代價。」
不少國家已經開始探索這種新模式，可是每個社會都需要發展自己的一套。「沒有現成系統，而是要放一個系統到社區，讓各個專業累積經驗，慢慢令系統變得成熟和準繩，真正成功篩選和預防。另外，我們也要善用科技來紓緩傳統的人力問題，把部分上游工作放到線上處理，最終希望促進人們自救和彼此幫助的能力，方能回應如此大規模的壓力事件。」
陳友凱教授說：「未來香港仍有很多環節需要努力，希望能為社區做到更多。」
陳友凱教授（香港大學精神科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