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前康復服務的發展路向

學前康復服務,是一項與時間競賽的服務。兒童發展有黃金期,錯過了,日後要追回,往往事倍功半。因此,看學前康復服務,不能只看服務種類有多少,更要看兒童能否在關鍵時刻得到適時支援。從這個角度回顧本屆政府的工作,在及早識別、盡早介入方面,確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亦清楚顯示未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輪候時間見改善 現時,社署透過津助非政府機構,為初生至六歲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特殊幼兒中心等,並為輪候資助服務的合資格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服務涵蓋輕度至嚴重殘疾、在學和輪候中,以及家長支援等不同需要,體系已大致完整。 輪候情況方面,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自2024-25年度起達致「零等候」,服務隊收到轉介後,隨即在10個工作天內聯絡家長安排服務。這是政府與業界共同努力的成果,當中投入的專業人力資源殊不簡單。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平均輪候時間,由2021-22年度的5.4個月縮短至2025-26年度的2.8個月;兼收計劃亦由6.3個月降至3.7個月。這些改善對家庭而言有實在意義,早一個月得到服務,就是早一個月開始訓練。再者,幼兒轉換中心或服務時可保留原有申請日期,既可盡快獲得新服務,亦騰出原有空缺予其他有需要幼兒,是細心而務實的安排。 至於特殊幼兒中心的服務名額由2021-22年度的2274個增至2025-26年度的2670個,增幅約17%;平均輪候時間由20.2個月降至15.9個月。然而,中度至嚴重殘疾幼兒的服務需求仍然殷切,其平均輪候時間亦是所有服務類別中最長。特殊幼兒中心所服務的,正是最需要密集、專業、全日照顧的一群幼兒,期望政府在現有基礎上繼續努力,特別是在選址上更貼近地區需要,讓供應與需求更精準對接。 校本支援模式構思創新 「學前康復服務–校本支援模式」是另一項值得留意的政策創新。過往,有特殊需要的兒童須經中央轉介系統輪候兼收計劃或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程序繁複,家長容易面對服務分割。新模式以學校為主要服務平台,透過學校與到校服務團隊緊密協作,讓兒童在校內及早獲得連貫、多專業的支援,減少轉介關卡,服務組合亦可按兒童發展進程適時調整。家長可獲得更多資訊,了解如何在家配合,讓訓練發揮最大效果。這種減少輪候、轉介等行政程序的做法,讓業界更能聚焦對兒童的專業訓練與家長的支援。 第二階段試行已於本學年開始在112間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展開,並計劃於下一學年擴展至全港所有提供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學校,期望當局在擴展期內繼續關注跨專業團隊的人手供應、學校老師的參與度和培訓,以及家長參與機制的制度化,讓成功經驗得以複製。 下一里路:幼小銜接與家校延續 不過,有一個較少討論、卻同樣關鍵的環節。現時學前康復服務的支援,主要集中在六歲以前的學前階段。但當這些兒童升上小學,環境、課程、社交要求和師生比例都出現明顯轉變,支援能否延續,往往成為家長最焦慮的一環。 過往接觸過不少家長,他們最擔心孩子升小之後,原有的訓練和支援好像「斷了線」。小學的支援體系、老師的培訓、家校溝通模式,與學前階段不盡相同;家長要在短時間內適應新系統,同時協助孩子面對新的學習和社交挑戰,壓力可想而知。現時支援多集中於校內,惟兒童放學後、升小過渡期,以至家長在家中的配合,應同樣得到連貫支援。政府在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為接受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特殊需要兒童,在升讀小學後的第一個學期提供銜接和支援服務,期望政府和業界繼續協力推動服務發展,以及讓支援策略由校內延伸至家庭。 整體而言,這幾年學前康復服務展示了階段性成果,方向既已找對,政府應繼續以數據為本、以人為本,繼續投放資源、理順人手,並在下一階段延伸至家校延續,讓每一個有特殊需要的孩子,都能得到及時而連貫的照顧。 文章刊於2026年10月8日《AM730 – 陳文宜專欄》 ...

當飲食吞嚥都有困難

吃飯,本是人生中最平凡不過的滋味與樂趣。但曾否想過,當一個人老了、病了,連最簡單的吞嚥都變得困難時,還能否好好吃上一頓飯? 香港正快速邁向「超高齡社會」,料至2040年,65歲以上長者將佔總人口三成。吞嚥困難(Dysphagia)絕非少數人的健康挑戰,它直接影響長者營養攝取與免疫功能,更往往無聲地剝奪了患者日常飲食的尊嚴與生活樂趣。 這也是社聯致力推動「照護食」的原由,為吞嚥困難人士提供安全兼色香味俱全的餐膳。不過,即使制定好不同質地食品的標準,並不代表已大功告成。若院舍不懂得應用、家庭照顧者不知從何入手、社區餐廳無從供應,這些標準就只是停留在紙上,永遠無法走進長者的日常生活。 正因如此,我們由「制定標準」走向「建立生態系統」。要讓照護食真正落地,絕不能單打獨鬥。從醫院到社區、從廚房到餐桌,每一個環節都環環相扣:醫生與言語治療師進行早期篩查、風險評估與專業介入;廚師與食品企業將科學化的質感調整轉化為真正「吃得下」且美味的食物;科研界提供數據;政府則給予政策支持。 正如老人科醫學會會長陳毅灝醫生早前在照護食研討會所言,推動照護食是打破「有口難嚥」困局的關鍵橋樑。我們須深化從早期篩查、臨床介入到日常照顧的全方位協作,推動照護食在社區及院舍的普及化與標準化。 「照護食」融入各場景這幾年的跨界合作已見成果。社聯除了發表全港首份《照護食標準指引》,《適老易食食品通用要求》更成功納入《灣區標準》;並透過每年舉辦的「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GIES)」連結各界,推動銀髮經濟與技術創新。我們的願景是將照護食全面融入醫院、院舍、社區及家庭等不同生活場景中。無論身在何處,甚至與家人外出用餐,每一位有需要的人都能獲得適切的支援。 畢竟,每個人都會老去。讓我們一起由一餐飯開始,建設一個更加吞嚥友善、照顧友善與長者友善的香港,讓每位長者在年邁之時,依然能自在、尊嚴地享受一頓好飯。 文章刊於2026年9月25日《RECRUIT MAGAZINE》 ...

認知障礙提早介入 香港獨特技術優勢

人到了一定的年紀,難免會思考:若有一天自己患上認知障礙症,還可以怎樣應對? 這個問題並非杞人憂天。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顯示,本港80歲以上長者中,多達一半患有認知障礙症。數字擺在眼前,說明年齡本身就是最大風險因素。但值得留意的是,透過改善運動、血脂管理及血壓控制等14項風險因素,可降低45%的認知障礙風險。 認知障礙症雖然無法逆轉,但提早介入,退化是可以延緩的。早篩查、早發現、早干預,意義不在於「治癒」,而在於為患者和家庭爭取時間。有時間規劃,有空間準備,而不是在危機出現時倉卒應對。 香港在這一領域有獨特的技術優勢。香港科技大學團隊開發的多蛋白血液生物標誌物檢測技術,可透過簡單抽血實現早期檢測與分期,對早期阿茲海默症檢測的準確率高於96%。更重要是,這項技術可在病徵出現前10至15年識別高風險群組。2026年3月推出的「長者護腦社區計劃」,已將該技術推廣至社區層面,為6,000名基層長者提供免費檢測。 技術有了,社區層面的應用也開始了。下一步,是如何將這些零散的嘗試,整合成一套完整的服務體系。 香港具備條件成為大灣區阿茲海默症早期篩查及創新治療的示範中心。國家《應對老年期痴呆國家行動計劃(2024-2030年)》已訂下方向,關鍵在於區域層面的具體落實。要推動這方面的發展,有兩個方向值得思考: 第一:將認知障礙症早期篩查納入基層醫療常規服務。參考國家行動計劃「老年人認知功能篩查全面開展」的目標,可考慮將認知障礙症納入地區康健中心的常規篩查項目。目標是在5年內將輕度或早期認知障礙症在整體新確診個案中的佔比,逐步提升至三成或以上。 第二:整合現有技術與服務資源。科大的超早期檢測技術,與中大的腦健康干預方案,兩者之間需要建立一條從社區篩查到專科診斷的完整路徑。技術是工具,服務是過程,兩者同樣重要。 香港醫療系統向來以高效率見稱,除了治療環節,在預防和早期介入方面亦有值得進一步探索的空間。認知障礙症的挑戰不會消失,只會隨著人口高齡化而增加。早篩查、早干預,是我們需要正視的課題。 文章刊於2026年8月28日《RECRUIT MAGAZINE》 ...

獨居的多面向及政策反思:建立家庭及獨居友善的包容社會

香港住戶結構近年急速轉變,在2025年第四季,一、二人住戶合計約156萬戶,佔整體家庭住戶56%;其中一人住戶逾60萬戶,佔22%。選擇不婚、不生育或少生育的人增加,傳統核心家庭逐漸退潮,小型住戶已成主流。新加坡單人住戶比重十年間亦升至16%,顯示類似趨勢。 然而,現行政策傾向視非長者一人住戶具備工作能力、可自行解決問題的群組,只有組成家庭或育有子女才優先獲得公共資源。這種政策傾向忽視了一人住戶在不同生命階段的需要,似乎與社會現實脫節。我們需要反思政策背後的假設,並在家庭友善措施之外,建立對獨立生活的友善環境。 大眾常將獨居簡化為年輕人追求自由的選擇,但數據顯示香港一人住戶明顯中高齡化。在2021年,45歲及以上佔75%,過去十年中老年獨居人數增幅達49%,女性比例普遍高於男性。獨居類別主要不是青年,而是人生後半程的中老年群體。婚姻結構亦多元:未婚約佔44%,離婚或分居佔超過22%。不婚與離婚是主要動力。不少人因兩代摩擦、生活方式分歧、婚姻破裂或家庭暴力而離家。青年自主、中年離異、喪偶與高齡獨居,在經濟、健康及自理需求上差異甚大,絕非單一標籤可概括。 正因政策預設非長者單身人士可以自立,一人住戶在住屋、醫護與法律支援上面有種種屏障。公屋對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實施「配額及計分制」,即使達59歲累計高分,仍可能輪候數年。此外,居屋每期只預留一成單位予一人申請者。因此不少獨居人士選擇居於劏房,佔全港劏房近四成。醫療系統假設病患有家屬支援,從病情解說、手術同意、出院護送到用藥監測與覆診,皆預設有人照料。缺乏親屬網絡的獨居者一旦急病或機能退化,便無法得到照應。此外,法律保障的門檻亦偏高,持久授權書與預設醫療指示需醫生及律師認證,費用不菲。另外,監護機制多屬事後補救,錯過神智清醒時委任專業或公共受託人的機會,導致晚期「誰來代管開支、代辦家務、執行意願」的難題。 面對一人住戶不斷增長,以及一、二人小型住戶佔逾半的趨勢,我們需要反思現有社會政策背後的社會願景。我們固然需要支援育兒與家庭,但亦須建立「個體能獨立生活」的居住及生活支援環境。兩者並非互斥,在社區鄰里支持與無障礙設施上更可互補。 一,住屋方面,參考新加坡已放寬35歲及以上單身人士申購兩房組屋限制並增加供應,同時推展「家庭照顧計劃」與長者公寓。香港可考慮盡早滿足一人住戶住屋需要、增加住屋選擇,並探索共居設計,例如參考社會房屋的營運經驗,提供獨立廳房、浴室,但共用洗衣房,大廰和學習空間,兼顧個人生活和人際連結。 二,社區連結對一人住戶同樣重要。青年與壯年獨居者需就業穩定、儲蓄與健康管理支援;中老年獨居者則需安全網與展現個人能力。就此,屋邨及社區中心可設立「社區飯廳」,組織鄰舍關懷活動,建立在地網絡。同時,鼓勵中高齡獨居者擔任受薪聯繫員或義工,貢獻經驗、照顧更高齡長者,建立歸屬感與幸福感。 然而,近年不少高危人士因為身心病痛、意外等因素,再加上與他人連結薄弱而未有人及時察覺求助,不幸在家倒斃等慘劇發生,令人痛心。除了鄰里外,保安和物業管理公司也可以多行一步,留意住戶會否有異樣,並聯絡地區社福機構跟進。此外,政府部門也可加強與保安和物管公司聯繫,了解屋邨人口變化,以至協助訂立規則,研究互通人口數據,及時支援高危個案。 三,醫療與晚期支援方面,地區康健中心可為缺乏親屬的慢性病獨居者建立個案名冊,納入常規健康管理與追蹤。政府可增撥資源擴充陪診、取藥及手術後家居照料名額,打破「預設家屬支援」的盲點。法律上,民間機構可探索低成本設立持久授權書與預設醫療指示的方法,並研究專業第三方受託機制與公營監護架構,讓缺乏近親的獨居人士在生前能合法委託可信賴機構打點日常事務與執行晚期意願。 一、二人住戶佔全港逾半,說明小型住戶已普及。我們需要正視一人住戶的多面向特質,從居住供應與設計、醫療行政、法律保障到社區連結,逐步建立在家庭友善政策之外,又能支援個體獨立生活的友善環境,構建更包容的社會。 ...

扶貧治理:從「基本保障」到「精準及賦能」的構建

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上強調加強社會民生保障,精準鎖定有特別需要或困難的群組,集中資源幫助最有最要的人。這標誌著香港的貧窮治理,逐步走向兩條相異又互補的進路。 第一條是「基本保障」進路。當市民面對失業、傷殘、年老或突發變故,現行的綜援、職津、長者生活津貼、照顧者津貼及公屋等現金與非現金支援政策正正回應這些基本生所需。這條進路關注的是受助家庭的生活需要是否及時獲得滿足、基本生活能否保持穩定,以及安全網覆蓋率是否維持高水平。在評估上,需要確立基本生活的基線,常態化監測重點對象的保障覆蓋率,以及定期編製實質收入分布與物質匱乏狀況。 第二條進路是「精準及賦能」。現代貧窮問題常交織著就業、居住、健康與家庭照顧等多重困境,屬於複雜的系統性問題,單一機構及零散補貼難以根治。因此,國際上日益強調運用「集體影響力」(Collective Impact)框架來評估與處理複雜貧窮問題——透過確立共同願景、共享評估數據、推動互補行動及建立專責骨幹支援,整合政、商、民多方力量。賦能投資正是以此為核心,把扶貧視為具長遠回報的社會投資,激發基層內在改變動力以實現向上流動。這條進路聚焦於:受惠家庭實質減少對現金補貼的依賴、就業率與全職轉化率提升、抗逆力與財務管理能力改善,並長遠為公帑節省醫療與福利等開支。因此,在評估上,多引入社會影響指標,及社會投資回報率(SROI)工具,量化資源投入所轉化出的綜合長遠效益。 兩條進路能否有效落地,關鍵在於設立清晰、可量化且具追踪的基線及客觀指標。特區政府發表的《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由以往單一的相對貧窮線,走向二十一項指標的多面向評估框架,精準鎖定部份劏房戶、單親家庭及全長者住戶等有特別需要的對象,並應用「社會資源價值」概念,評估創新計劃的多元成效。這些成果正是構建賦能基線並作長期對照的起點。例如,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提供逾一萬零五百個名額,參與家庭月均收入平均增加約3500元,亦減輕了他們的經濟及照顧壓力;共創明「Teen」計劃逾九成學員在自信心與抗逆力等指標取得進步;社區客廳亦有95%會員認同居住與生活空間、社會連結感和社區歸屬獲得改善。 單靠基本生活保障有其局限,無法幫助家庭累積資產,改變貧窮經驗。賦能進路正可相應補足。只要雙軌運行,並各自建立評估基線及指標,有助避免政策目標混淆。因應精準扶貧委員會未來的部署,政策將配合人口結構變化及需要,再納入有特別需要的群組如弱勢的照顧者,並透過「社福項目配對平台」將商界資源與民間創新高效對接。未來深化方向亦可分軌推進:例如,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可定期檢討綜援豁免計算入息上限、並適度放寬職津入息門檻,鼓勵基層家庭在獲得支援下持續工作;在精準賦能方面,建立集體影響力的SROI框架與指引,辨識面對多重複雜貧困成因的群體,並利用不同機構的專長,及貫穿個案的數據,合作解決相關問題,創造集體影響力。例如可參考一些整合家庭支援、慢性病管理、配對儲蓄機制及就業的扶貧組合項目及其評估基層家庭累積資產與健康資本的方式。 基本保障是生活安全網,須定期檢視;精準賦能則是針對複雜社會問題,推動階層躍升的槓桿。唯須清晰區分兩者職能、確立相應評估指標與基線,持續追蹤成效,令兩套進路相輔相成,香港的貧窮治理便可再踏前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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