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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住戶結構近年急速轉變，在2025年第四季，一、二人住戶合計約156萬戶，佔整體家庭住戶56%；其中一人住戶逾60萬戶，佔22%。選擇不婚、不生育或少生育的人增加，傳統核心家庭逐漸退潮，小型住戶已成主流。新加坡單人住戶比重十年間亦升至16%，顯示類似趨勢。 然而，現行政策傾向視非長者一人住戶具備工作能力、可自行解決問題的群組，只有組成家庭或育有子女才優先獲得公共資源。這種政策傾向忽視了一人住戶在不同生命階段的需要，似乎與社會現實脫節。我們需要反思政策背後的假設，並在家庭友善措施之外，建立對獨立生活的友善環境。 大眾常將獨居簡化為年輕人追求自由的選擇，但數據顯示香港一人住戶明顯中高齡化。在2021年，45歲及以上佔75%，過去十年中老年獨居人數增幅達49%，女性比例普遍高於男性。獨居類別主要不是青年，而是人生後半程的中老年群體。婚姻結構亦多元：未婚約佔44%，離婚或分居佔超過22%。不婚與離婚是主要動力。不少人因兩代摩擦、生活方式分歧、婚姻破裂或家庭暴力而離家。青年自主、中年離異、喪偶與高齡獨居，在經濟、健康及自理需求上差異甚大，絕非單一標籤可概括。 正因政策預設非長者單身人士可以自立，一人住戶在住屋、醫護與法律支援上面有種種屏障。公屋對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實施「配額及計分制」，即使達59歲累計高分，仍可能輪候數年。此外，居屋每期只預留一成單位予一人申請者。因此不少獨居人士選擇居於劏房，佔全港劏房近四成。醫療系統假設病患有家屬支援，從病情解說、手術同意、出院護送到用藥監測與覆診，皆預設有人照料。缺乏親屬網絡的獨居者一旦急病或機能退化，便無法得到照應。此外，法律保障的門檻亦偏高，持久授權書與預設醫療指示需醫生及律師認證，費用不菲。另外，監護機制多屬事後補救，錯過神智清醒時委任專業或公共受託人的機會，導致晚期「誰來代管開支、代辦家務、執行意願」的難題。 面對一人住戶不斷增長，以及一、二人小型住戶佔逾半的趨勢，我們需要反思現有社會政策背後的社會願景。我們固然需要支援育兒與家庭，但亦須建立「個體能獨立生活」的居住及生活支援環境。兩者並非互斥，在社區鄰里支持與無障礙設施上更可互補。 一，住屋方面，參考新加坡已放寬35歲及以上單身人士申購兩房組屋限制並增加供應，同時推展「家庭照顧計劃」與長者公寓。香港可考慮盡早滿足一人住戶住屋需要、增加住屋選擇，並探索共居設計，例如參考社會房屋的營運經驗，提供獨立廳房、浴室，但共用洗衣房，大廰和學習空間，兼顧個人生活和人際連結。 二，社區連結對一人住戶同樣重要。青年與壯年獨居者需就業穩定、儲蓄與健康管理支援；中老年獨居者則需安全網與展現個人能力。就此，屋邨及社區中心可設立「社區飯廳」，組織鄰舍關懷活動，建立在地網絡。同時，鼓勵中高齡獨居者擔任受薪聯繫員或義工，貢獻經驗、照顧更高齡長者，建立歸屬感與幸福感。 然而，近年不少高危人士因為身心病痛、意外等因素，再加上與他人連結薄弱而未有人及時察覺求助，不幸在家倒斃等慘劇發生，令人痛心。除了鄰里外，保安和物業管理公司也可以多行一步，留意住戶會否有異樣，並聯絡地區社福機構跟進。此外，政府部門也可加強與保安和物管公司聯繫，了解屋邨人口變化，以至協助訂立規則，研究互通人口數據，及時支援高危個案。 三，醫療與晚期支援方面，地區康健中心可為缺乏親屬的慢性病獨居者建立個案名冊，納入常規健康管理與追蹤。政府可增撥資源擴充陪診、取藥及手術後家居照料名額，打破「預設家屬支援」的盲點。法律上，民間機構可探索低成本設立持久授權書與預設醫療指示的方法，並研究專業第三方受託機制與公營監護架構，讓缺乏近親的獨居人士在生前能合法委託可信賴機構打點日常事務與執行晚期意願。 一、二人住戶佔全港逾半，說明小型住戶已普及。我們需要正視一人住戶的多面向特質，從居住供應與設計、醫療行政、法律保障到社區連結，逐步建立在家庭友善政策之外，又能支援個體獨立生活的友善環境，構建更包容的社會。 ...

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上強調加強社會民生保障，精準鎖定有特別需要或困難的群組，集中資源幫助最有最要的人。這標誌著香港的貧窮治理，逐步走向兩條相異又互補的進路。 第一條是「基本保障」進路。當市民面對失業、傷殘、年老或突發變故，現行的綜援、職津、長者生活津貼、照顧者津貼及公屋等現金與非現金支援政策正正回應這些基本生所需。這條進路關注的是受助家庭的生活需要是否及時獲得滿足、基本生活能否保持穩定，以及安全網覆蓋率是否維持高水平。在評估上，需要確立基本生活的基線，常態化監測重點對象的保障覆蓋率，以及定期編製實質收入分布與物質匱乏狀況。 第二條進路是「精準及賦能」。現代貧窮問題常交織著就業、居住、健康與家庭照顧等多重困境，屬於複雜的系統性問題，單一機構及零散補貼難以根治。因此，國際上日益強調運用「集體影響力」（Collective Impact）框架來評估與處理複雜貧窮問題——透過確立共同願景、共享評估數據、推動互補行動及建立專責骨幹支援，整合政、商、民多方力量。賦能投資正是以此為核心，把扶貧視為具長遠回報的社會投資，激發基層內在改變動力以實現向上流動。這條進路聚焦於：受惠家庭實質減少對現金補貼的依賴、就業率與全職轉化率提升、抗逆力與財務管理能力改善，並長遠為公帑節省醫療與福利等開支。因此，在評估上，多引入社會影響指標，及社會投資回報率（SROI）工具，量化資源投入所轉化出的綜合長遠效益。 兩條進路能否有效落地，關鍵在於設立清晰、可量化且具追踪的基線及客觀指標。特區政府發表的《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由以往單一的相對貧窮線，走向二十一項指標的多面向評估框架，精準鎖定部份劏房戶、單親家庭及全長者住戶等有特別需要的對象，並應用「社會資源價值」概念，評估創新計劃的多元成效。這些成果正是構建賦能基線並作長期對照的起點。例如，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提供逾一萬零五百個名額，參與家庭月均收入平均增加約3500元，亦減輕了他們的經濟及照顧壓力；共創明「Teen」計劃逾九成學員在自信心與抗逆力等指標取得進步；社區客廳亦有95%會員認同居住與生活空間、社會連結感和社區歸屬獲得改善。 單靠基本生活保障有其局限，無法幫助家庭累積資產，改變貧窮經驗。賦能進路正可相應補足。只要雙軌運行，並各自建立評估基線及指標，有助避免政策目標混淆。因應精準扶貧委員會未來的部署，政策將配合人口結構變化及需要，再納入有特別需要的群組如弱勢的照顧者，並透過「社福項目配對平台」將商界資源與民間創新高效對接。未來深化方向亦可分軌推進：例如，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可定期檢討綜援豁免計算入息上限、並適度放寬職津入息門檻，鼓勵基層家庭在獲得支援下持續工作；在精準賦能方面，建立集體影響力的SROI框架與指引，辨識面對多重複雜貧困成因的群體，並利用不同機構的專長，及貫穿個案的數據，合作解決相關問題，創造集體影響力。例如可參考一些整合家庭支援、慢性病管理、配對儲蓄機制及就業的扶貧組合項目及其評估基層家庭累積資產與健康資本的方式。 基本保障是生活安全網，須定期檢視；精準賦能則是針對複雜社會問題，推動階層躍升的槓桿。唯須清晰區分兩者職能、確立相應評估指標與基線，持續追蹤成效，令兩套進路相輔相成，香港的貧窮治理便可再踏前一步。 ...

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於 2026 年 8 月 14 日逝世，享年97 歲。 回顧其一生，幻覺、強迫症與抑鬱貫穿她的個人經歷。然而，面對長期的精神健康挑戰，草間彌生並未受困於封閉的隔離狀態；相反，她透過自願住院、藝術工作，以及獲得藝術機構與同儕的協作，成功建立了可維持日常生活與持續創作的共存模式。 草間彌生的心理創傷源於童年家庭經歷。她自幼目睹父母衝突、遭受家庭暴力，更曾被迫跟蹤父親的外遇行徑。約十歲起，她開始出現幻覺，視野中的圓點、網紋與花朵會蔓延至牆壁、地板甚至自身軀體，伴隨著強烈的恐懼與強迫症狀。之後她決定離開日本。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旅居紐約期間，面對經濟困頓、過勞、性別與種族偏見，加之創意屢遭同儕挪用，她的身心狀況數度惡化，曾多次因急性恐慌發作緊急送醫。 1973年，身心受創的草間彌生返回日本。在精神健康嚴重受損的情況下，她自願入住位於東京新宿區的清和病院。這所精神病院為她提供規律的藥物治療及生活照護。在醫療團隊的支持下，草間彌生更在病院對街購置了一幢工作室，由此建立起固定的生活作息。 她每日清晨在病院完成健康檢查與例行護理，隨後步行穿越街道至工作室投入創作，傍晚再返回病院休息。這種往返於醫院與社區之間的「兩點一線」模式，為她構築了穩定的生活秩序：既能取得必要的醫療照護，又能保有每天獨立從事藝術工作的空間。 除了醫療與社區，藝術界專業人士也在不同時期為她提供了支援。早年在日本，精神科醫師西丸四方曾鼓勵她持續畫畫；赴美前夕，美國藝術家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O'Keeffe）透過書信持續鼓勵她，並提供人脈引薦；旅居紐約期間，藝術家唐納·賈德（Donald Judd）與約瑟夫·康奈爾（Joseph Cornell）則在心理層面給予支持照應。儘管1970年代返日後草間彌生一度淡出國際視野，隨著1989年策展人亞歷山德拉·芒羅（Alexandra Munroe）在紐約策劃回顧展，以及1993年大阪國立美術館館長推動她代表日本參加第45屆威尼斯雙年展，其藝術成就終重新獲得國際藝壇確立。 草間彌生將自身消融於創作之中，同時，她的作品則逐漸獲得廣泛接納與重視。從《無限的網》、《軟雕塑》到《無限鏡屋》與《南瓜》系列，各大美術館、學術機構與公眾不再只視其為病徵，而是將這些源自幻覺經驗的重複圖案視為重要的當代藝術探索。這種專業認可與公眾迴響，為她提供了持續創作的精神支柱。 草間彌生的一生，見證了她與慢性精神疾病的共存。藉由尊重藝術取向的醫療支持、融入社區的創作生活，以及得以抒發內心的藝術世界，她成功活出真我，並在創作中找到力量。  「我每天都在跟疼痛、焦慮和恐懼作戰，唯一能緩解我的病的方法，就是不停創作。我順著藝術這條線走，不知怎麼的就找到了一條能讓我活下去的路。」草間彌生說。 ...

政府正將長者健康中納入地區基層醫療網絡，並將受惠人數倍增至12萬，展現了開拓服務廣度的決心。然而，高齡長者普遍面對生理、認知、情緒與照顾不足等錯綜複雜的複合需求。要實踐「全人健康」，基層醫療必須由廣度邁向縱向深化。未來要思考建議如何將長者社福單位與安老院舍納入核心網絡，確立「醫社合作」管治架構，並與業界共建涵蓋心理及社交的多元成效指標；此外也要引入「實踐研究」文化，以跨專業實證交流推動服務深化成長。 重整架構與擴大規模 政府現正按《基層醫療健康藍圖》，逐步將衞生署轄下的長者健康中心整合至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以減少服務重疊並提升整體服務質素。同時，長者服務指標人數由過往的 5.4 萬人大幅提升至 12 萬人，藉此加強應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慢性病負擔，減輕公營醫療系統壓力，為長者提供更多元化的基層醫療選擇。 落實全面評估與社區分流 在具體運作與評估機制上，地區康健中心（DHC）將承接長者健康中心的功能，肩負起社區健康評估與協調的責任。基層醫療署亦參考了世界衞生組織的「長者綜合照顧」（ICOPE）標準，採用新工具全面檢視長者在認知、行動、視覺、營養、聽覺、心理及泌尿等多個維度的機能。長者經評估後，合資格的弱勢及多重慢性病患者將獲轉介至醫管局家庭醫學診所；其餘長者則銜接社區家庭醫生參與「慢病共治計劃」（需共付醫療費），藉此在社區推動早發現、早治療，協助長者建立健康生活習慣。 須超越生理指標，實踐「全人健康」 然而，要真正協助長者維持內在機能、延緩衰退並促進社會參與，單靠地區康健中心的醫療評估與診治遠遠不足，必須依賴社區夥伴長期舉辦各類身心社靈支援活動。此外，長者的健康並非單一生理數據，評估成效時不能僅著眼於血壓、血糖等生理指標，亦應納入情緒心理狀態及社交參與度等成效結果，才能全面掌握長者的「全人健康」狀況。現時基層醫療發展主要從拓展服務的「廣度」著手，充分展現了政府推動基層醫療的決心；長遠而言，若要有效推動長者持續改變健康行為，必須從「縱向」角度深化服務內涵，並拓寬網絡成員的協同合作。 長者複合需求極待跨網對接 社聯最新的長者個案研究顯示，在 1,226 宗求助個案中，八成受訪者為 75 歲或以上長者；高達九成面對痛症、失眠或食慾不振等生理困擾，半數以上更同時承受認知衰退、情緒壓力或照顧者支援不足等複合問題。這調查反映，長者中心須持續推廣健康相關活動，但面對長者錯綜複雜的多重需要，極需與地區康健中心及基層醫療網絡建立更緊密的對接機制。 針對長者基層醫療深化發展的兩大方向： 一、 研究將長者社福單位納入基層健康網絡，確立「醫社合作」管治架構與多元成效指標 在長者基層健康體系中，政府應研究將長者地區中心（DECC）、長者鄰舍中心（NEC）及安老院舍，正式確立為基層醫療網絡的核心成員。過去 18 間長者健康中心設有外展隊，深入院舍及社區推廣健康並培育訓練員。未來地區康健中心是否有足夠能量延續這項支援功能？政府是否需要額外投放資源以加強社福夥伴的能力建設？均值得深入檢視。同時，基層醫療署與服務機構亦要攜手制定多元的成效指標，展示全人健康服務的實質效益。除了生理數據外，必須將長者的情緒心理狀態、社交參與度及生活質素等納入常規成效指標中。服務單位亦能藉此釐清定位與分工目標，這有賴清晰的政策指引及跨界別的醫社合作管治架構，以「全人健康」理念引領協作。 二、 引入「實踐研究」，以實證推動網絡持續成長 要令基層醫療體系走得更深更遠，不能單靠追逐數字。政府、大學及業界團體應聯手將實踐研究（Practice Research）文化引入地區康健中心及社會服務機構，鼓勵跨專業前線團隊（包括社工、護士、物理治療師及家庭醫生等）以實踐研究為進路，在服務設計、個案招募、介入手法及健康推廣中檢視成效，並促進更多跨專業的實證交流與學習，凝聚醫社合力，推動基層健康服務持續穩步成長。 ...

醫學期刊《刺針》（The Lancet）於今年7月發表了一篇關於世界衛生組織及歐洲地區透過基層醫療擴大精神健康服務的文章。文中探討如何加強基層醫療在推動精神健康上的功能，以協助輕度至中度情緒病患者，並與專科精神健康服務建立系統化的轉介與協作共治機制，確保不同嚴重程度（輕、中、重度）的患者均能及時獲得適切支援。 香港在基層醫療此範疇起步較晚，但正朝此方向發展。政府在各區亦擴展「健康心靈先導計劃」，期望支援更多有輕、中度情緒困擾的人士。 現實上，現時香港非緊急精神健康服務輪候時間往往長達數月，甚至超過一年才可接觸到醫護支援。此外，危機個案返回社區後的共治跟進仍有縫隙，故需逐步檢視並升級，這涵蓋專業能力建設、協作共治架構、跨部門資訊系統對接以及長遠資源投放等多個層面。 《刺針》也提出另一項重要策略：即加強醫護、社福及其他社區持份者的聯繫，在統一政策框架下，透過適切的管治架構協調跨局及跨界別合作以推廣精神健康。此策略旨在打破「精神健康服務只局限於專業醫療機構」的觀念——以往市民須主動前往醫院或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專業人員方能接觸並提供協助；惟現實中受情緒困擾者未必會主動求助，且情緒困擾往往牽涉身心不適與日常生活問題，他們平日大部分時間身處社區不同場景，例如居住於屋苑、在家庭或社區中心使用服務、在職場工作，以至求診中醫、練習瑜伽或在商場散步等。英國透過「社會處方」（Social Prescription），秉持全人健康理念將支援延伸至社區及居住層面；不過，社會處方模式多元，需要業界同工合作和累積更多實證研究以確立其在身心健康介入上的成效。 此外，從政策視角而言，較少人關注的是市場上亦有不少源自職場與僱員再培訓計劃的「職場健康處方」（Thriving and Wellness Prescription），為廣大在職人士提供支援。因此，如何將既有的社區與市場資源納入統一的精神健康政策體系，進一步拓展社區支援網絡，值得深入研究；同時亦須創造誘因包括投放資源，推動這些實踐的改良與研究，以確立這些資源在預防推廣、早期辨識及／或介入支援等方面的功能。 《刺針》（The Lancet）：Scaling up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hrough the primary health care approach: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rom across the WHO European region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prc/article/PIIS3050-5143(26)00080-4/fulltext 社聯《政策報》第三章：為何會有精神健康分層模式 https://content.cloud-version.com/content/8f59c87f-e3a3-4b5d-8d42-0cab3cb1e1be/PRA/PB40%20p13-16.pdf 社聯第四十期政策報電子書：https://k99.aflip.in/hkcsspolicybulletin40#page/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