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高齡化」是全球共同面對的重大議題，醫療技術的進步延長了人類的壽命，衣食住行，無一不須依賴科技，讓健康或需照顧的長者都能快樂生活。國際間對老齡科技應用有不同的名稱，日本稱為福祉機器，而華人社會則稱作「樂齡科技」。 科技應用的層面相當廣泛，社聯代表團去年到過日本國際福祉機器展（International Home Care & Rehabilitation Exhibition HCRE）考察，當中就有不少啟示，從家具設施、通訊設備、人工智能應用，以至院舍服務等，都有許多創新的科技應用。 香港方面也有安老院舍發展智能系統，提升院友的生活質素及減輕職員的人手壓力。香港盲人輔導會的元朗盲人安老院是其中之一，加入電腦化召喚鐘系統，屏幕顯示整個樓層的平面圖，可以即時知道突發事情及提供支援。另外，院舍裝設射頻技術RFID的導向及資訊系統，院友可以查詢自己在哪間房間、日期、時間、天氣，今日餐單和活動。院舍的療養宿位及走廊裝有天花吊機 ，該「零扶抱」設計及應用智能系統 ，幫助職員移送及訓練體弱院友， 大大紓緩院舍內人手壓力。 為了將更多科技應用項目帶給香港，今年六月中將舉行「樂齡科技博覽」，讓巿民親身看看這些新科技如何能提升生活質素。 最好的科技都要配合人的關愛，才能發揮最大效用。要營造快樂的老年生活，終究必須回歸到人的身上，先從關心身邊長者開始吧。 (文章刊於2017年4月11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特首選舉塵埃落定，三個多月後便由新政府班子帶領香港發展。人事更替能否為市民帶來新希望和新改革，市民抱有疑惑，但不想絕望。香港社會發展經歷不少困難，政制改革的爭議引發社會極大撕裂。新政府若想未來五年施政順暢，必須讓港人重拾對政府的信任，但這不能單單依靠制訂合適的社會及經濟政策，甚至年年派糖。更重要的是明白及清楚反映市民對民主及社會發展的訴求，維護市民的自由及人權，堅守各項核心價值。  林鄭月娥在政綱中提出CONNECT ，「與民共議」的政治新風格，而她要聯繫共議的不只是那777票，或千二選委，而是沒票的廣大巿民和公民社會。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或許會對政府施政多番批評和監察，但長遠來說，卻是建立社會共識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其實，CONNECT 和「與民共議」不應只是長官STYLE，而應是整個管治思維和核心價值，建構一個合符公眾期望的諮詢制度，提高政府透明度，廣開言路，容納不同意見，同時讓有志者和公民社會團體實際地參與政策構思和制訂的過程，才有機會慢慢走出政治困局，凝聚社會共識。否則，施政只會越見困難。 在民生方面，解決貧窮、基層住屋、退休保障，以至長期護理服務融資問題均急不容緩，至於長者、殘疾人士、兒童、家庭或其他弱勢社群而言，觀乎現時的服務供不應求的狀況、社會服務機構的資源壓力等，實在難以紓解弱勢社群在生活上的各種困難。 新一屆特區政府必須有承擔，研究及有系统地規劃如何回應社會需求，給予巿民一個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讓我們看到前景和曙光，而不是無了期的等待。 (文章刊於2017年3月28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What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needs to do urgently is rebuild the trust of Hong Kong people in herself and the administration. This cannot be achieved merely by formulating appropriate social or economic policies or by giving handouts to Hong Kong people. We need a chief executive who really cares about the people, talks their talk, upholds their core values and most importantly trusts the people. It would be a mistake if Lam thinks she will win people's support by proposing good polici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current government has proved the contrary, as its efforts in land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not boosted the popularity of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 and Paul Chan Mo-po at all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Connect” is the right word, but the problem is with whom. Lam should exert extra effort to meet and listen to the views of those who did not have votes in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not those who have voted for her or the other two candidates. People’s discontent comes from an unfair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inequality resulting from it. Lam could gain people’s trust if she could ...

最近一個工會發表有關社福機構管理層薪酬的調查報告，引來社會及業界不少關注，社聯亦收到不少迴響及意見，包括部分論者對個別機構的薪津水平是否過高提出疑問。社聯一方面不會評論個別機構的薪酬待遇，另一方面相信從工會報告所揭示的資料作出較全面的分析，可讓大家有較深入及整體的理解，避免以偏概全。   1. 社福機構管理層薪酬合理嗎？  工會報告特別點名15間機構，認為他們提供的津貼偏高，我們嘗試對這15間機構作出分析： 機構平均每年資助額：1.44億元 總幹事/行政總裁平均月薪：11.9萬元（包括薪酬/公積金供款/津貼） 其中平均每月津貼：4,462元（約為總薪酬的3.8%）  這個薪酬水平屬於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的職級，與中學一級校長、環保署高級環保主任、勞工處高級勞工主任、衞生署高級醫生等專業職系同級。當然，政府公務員所享有的附帶福利，普遍較社福機構優厚許多。  事實上，一間每年獲1.4億元資助的社福機構已屬於中大型企業的規模，估計員工最少有二、三百人，機構主管的人事及財政管理責任不少，亦要負責對外聯繫及支援機構理事會，通常最少已有二十多年專業經驗。另一方面，一間中大型社福機構往往聘用多個不同專業，涉及許多專業知識，對管理層的要求亦更高。從這個角度看，社福機構管理層的工作比其他專業職系之複雜及多元化，有過之而無不及。  2. 發放津貼合理嗎？  現時不同機構因應自身情況向不同職級僱員提供津貼，例如夜更服務津貼、偏遠工作津貼，以能提供吸引及挽留專業人才的條件。這些津貼與「花紅」的性質有極大分別，不少職級的員工均可獲得津貼，非管理職級獨有，而津貼項目及準則亦多由非受薪成員組成的理事會審議和釐定，而不是由個別管理人員決定。  管理人員獲發津貼的原因較多與其職責有關，例如某機構總幹事的職級原本訂為社會工作主任，但由於機構擴展服務，他要管理的員工及單位數目大幅增加，但機構沒有將該職位提升為高級社會工作主任，而改由提供現金津貼作為補償。這情況在社福界不算普遍，卻容易引來誤會，以為管理層獲取高額津貼。  事實上，社署對機構管理層的資助水平自推行整筆撥款制度以來，未曾作出檢討，資助額沒有因應服務擴展而提高，亦令機構在釐訂管理層職級時出現困難。  3. 機構受到監管嗎？  整筆撥款制度規定，受資助機構每年均需向社署提交「周年財務報告」，內裡已包含較高薪酬員工的資料。另外，受資助額高於一千萬及佔營運收入一半或以上的社福機構，必須向社署提交「首三層員工薪酬檢討報告」。這些報告在今年將全數上載機構或社署網頁，供公眾參考及監察，同時，社署有問題時亦可要求機構交代。  愈了解社工的責任和所創造的社會價值，大家或許會有多一點支持和體諒。社聯會繼續致力倡導機構提高透明度和問責，爭取社會認同前線服務和管理工作均為極具價值的專業，否則失去公眾和伙伴的信任，社會工作很難發展下去。 (文章刊於2017年3月21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解決基層住屋問題，興建公屋是否唯一方法？其實有效使用閒置單位，以至在租務巿場動動腦筋，也是可行方案。  數個月前，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再獲良心業主提供兩個住宅單位，分別發展成男子和女子中期宿舍，給予自我照顧能力較高的租客居住，並以社會福利署釐定的租金津貼金額租出。住宿期由臨時宿舍的三至六個月，增長至兩至三年。 這是協會首次發展中期宿舍。隨大圍經濟環境轉變及租金不斷上升，很多臨時宿舍的舍友在數個月的住宿期滿後，只能負擔比劏房更小的板房，容易讓他們再次陷入低谷。中期宿舍對於協助他們重投社會，有很大的幫助。 共住的模式豐富了他們的社交生活，租客在社工的鼓勵下，亦漸漸對將來有目標，學懂儲蓄及理財，準備好迎接將來的生活。 機構有經驗、也有方法與能力協助租客重整生活，但欠缺提供住宿服務的空間和人手。幸有良心業主與教會的協助，願意將手持物業以低於市值的租金租出。謝謝這些有心人與機構，扶助起每名受助人與受助家庭重新融入社會的信心。 港府努力增加房屋供應，卻未有中短期措施協助居於不適切住房的基層人士。在外國，尤其比利時的社會房屋中介服務做得非常成功，當地政府會資助社會服務機構或企業，提供包租服務，包括物業管理服務、協調租戶、以及家居維修服務，鼓勵業主將空置單位租予有需要人士。 政府可以參考比利時經驗，透過關愛基金試點或直接恆常資助非政府機構或社企，將社會房屋中介服務放入房屋政策。其次，政府可以給予稅務優惠予良心業主。私人基金會亦可以向中介機構提供維修，或物業管理的津貼，支援他們承包這些單位。 (文章刊於2017年3月14日《AM730–蔡海偉網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