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識別後轉介」是沿用已久、向情緒受困的年輕人伸出援手的模式。但社會事件及世紀疫症引發的「精神健康海嘯」洶湧而來，舊有模式能否承接年輕人的需要？ 　　鄧：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校長 　　鄭：香港心理學會臨牀心理學組主席鄭寶君 　　張：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張家寶 　　「先識別後轉介」模式是否足以妥善回應這大時代的精神困擾？ 　　鄧：我們一直假設社會相對平和，人際間信任度高，校長只要尋找資源作出配對就好。但顯而易見的是，香港今非昔比，學生對系統不信任，舊有的模式仍可行嗎？這是我所擔心的。 　　張：即使以往，也有學生以「垂直、zic zac、圓圈」等填法來敷衍了事。識別工具有效與否，取決於填表人是否願意打開心窗，而若問卷要求留名，那麼學生還要知道自己將向誰坦白。有些學生甚至會在自己的問卷上故意填上其他同學的名字。我不否定識別工具的價值，但在缺乏信任基礎下，要怎樣用才有效呢？這是我們要深思的。學生會問，填識別問卷有甚麼意義？高分代表我有問題嗎？如果我自覺沒問題，那為甚麼要給你識別？ 　　鄭：作為臨牀心理學家，我一般會告訴年輕人，所謂識別工具，只是用來理解他多一點，分數並不代表甚麼。我們怎可能用九條問題去量化一個人？舊有的「先識別後轉介」模式沒效了，正如我們都回不了一年前的社會。 　　年輕人都不信任大人了？ 　　張：學校社工常被學生視為學校的「爪牙」。去年九月，同事在中學做簡單識別，請學生寫出心聲。有低年班同學叩問社會為甚麼會變成這樣，覺得人生沒希望。也有同學直言死了更好。前線有前線的擔憂，沒出去的也有沒出去的煩惱。年輕人都變得很敏感，有時社工因為擔心他們，說一句不認同的話，他們就會退縮，不願再溝通。 　　有同事跑去支援參與罷課的學生，負責的主席同學直言：「這陣子大家都承受很大壓力，如有需要可找社工，但千萬別甚麼都告訴他。」同事於是每天都經過那群學生的班房，每天都去打招呼，直至學生主動來叩門，接着連主席同學也來傾心事了。我們都得用幾倍的時間來建立信任。 　　鄭：除小部分私人執業外，香港大部分臨牀心理學家都任職醫院或政府機構，同樣被視為建制中人。記得有「衝衝子」來見我，連在哪裏讀書都不肯說，全無信任可言。我告訴他，想講多少就多少，也得保障自己。我們之間有權力差異，必須讓年輕人明白自己的權益。我們見了四次，經歷漫長的過程，釋出很多的善意與尊重，他才願意提起在警民衝突現場的經歷。 　　鄧：香港年輕人受西方教育洗禮，民主自由早植根，大家回想人生首次一人一票選舉，很可能就是在學校發生。九七前或回歸初期，學校慢慢由填鴨教育，轉為多討論多合作模式，講求共同建構知識，不一定有標準答案。二〇〇〇年教育改革，推動自由民主是目標之一，引入校本管理是分權的過程。我們鼓勵學生多角度思考，傳授西方普世價值，到他們踏足社會，卻是兩碼子的事，那你想學生怎樣？香港教育其實很成功。 　　事情發展至今，掌權者覺得是學生的德育及價值觀出了問題，自然想重新集權，課程愈管愈緊，中史得獨立成科，國民教育及《基本法》教育必須上馬。學校是公營系統的一部分，會被視為是執行政府指令的工具，學校和學生的張力會愈來愈大，這是學校的困局。 　　面對不被信任的僵局，怎樣的新模式才能應對精神海嘯？ 　　鄭：業界不能再專注於個人的行為情緒困擾，應由全人角度出發提供支援。社會事件後，我每次接觸病人，內心都會帶着一個小小的提醒，每個香港人都經歷了瘋癲的一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傷害⋯⋯ 　　大家都成長了許多，特別是學生，遠比我們想像中厲害，大多帶着強烈的使命感，而他們確是未來社會的持份者，為自己的將來發聲，無可厚非，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處境和需要。如果我們還自恃「食鹽多過你食米」去說教，死得。我們需要合力建構一個集結資源的平台，引入青少年參與，一起討論資源運用，由他們決定怎樣幫自己。否則我們這群「老餅」只會留在雲上拼拚命做，完全無法着地。年輕人白辛苦，我們白忙。 　　張：有同事在學校很受歡迎，學生有事第一時間找他，原因是他曾經幫助被捕同學。也有同事因為在集會現場碰見學生，相對容易得到信任。至於中層人士，我只求自己別過早自我審查，未收到投訴前先別退縮，慶幸在這位置上，暫時還有一點自主度。 　　鄧：早前有位舊生回來探望，他正在劍橋大讀唸社會學博士，有番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我今年二十七歲，都無法了解十七、十八歲的學生，我們之間有很大的距離。校長，像你這年紀的人，經歷過最美好的香港，人人講制度，法治清清楚楚，專業都謹守崗位。 　　如今的年輕人開始懂得關心社會時，已是曾蔭權或梁振英時代，他們從未見過美好的香港。」這或許正是很多人投身社會運動的原因。 　　如果要重燃年輕人對社會的信心，先要讓他們知道，社會上仍有成年人願意和他們同行，聽他們說話，從他們的角度去想究竟有甚麼可做，令香港變得更好。最簡單一句，我們不會放棄他們，亦期望他們別放棄我們。 文章刊於2020年7月2日《星島日報》 （系列完） ...

去年六月中下旬，反送中苗頭愈燒愈旺，資深社工柯明蕙姑娘，開始感到長者服務中心氣氛變得彆扭。終於有一天，一位立場偏黃的長者敲房門找社工，說飯堂直播無線新聞時，很多老友記對年輕示威者破口大罵，作為少數的他不敢反駁，煞是難熬，說着說着，便在社工面前哭了起來。 這樣的事不止發生在老友記之間，也令同事和老友記心存芥蒂。老友記彷彿心癢癢，總想查問社工如何看社會事件，卻又怯於開口。與此同時，社工旁聽老友記之間的討論，也常常掙扎是否該挺身澄清事實。 裝盲，還是面對？ 柯明蕙邊觀察邊擔心，這樣持續下去會怎樣？她鼓起勇氣打開對話之門，在一次中心聚會上，社工主動向老友記提起近日的氣氛，探問大家是否願意一起討論？那時全場肅靜，僅三人舉手贊成。社工又問，不表態是否擔心把話說開了，便回不了頭？老友記點頭。於是社工建議一起議訂規則，確保大家都能舒服地發言和聆聽。終於，老友記同意在恐懼中踏前一小步，畢竟，大家的心底都有表達的需要。 「我真的無法明白後生仔在做甚麼」 討論規則時，社工把老友記表達的看法、感受和立場，一一按原話寫上白板。結果看到，大家之間除了分歧，原來有不少共同點。很多老友記都不約而同說，自己真的無法明白後生仔在做甚麼？於是社工「打蛇隨棍上」不如約年輕人來談？這促成後來的幾次嘗試。 他們叫這些做「聆聽溝通」的老少聚會，去年合共辦了三次。第一次廣泛討論反送中運動，第二次則集中元朗黑夜——這是老友記選的題目，第三次則把這樣重要的溝通模式複製到區外。 聚會目的：聆聽差異 「我們向老友記承諾，會因應他們的提議，能找到資料的都盡量討論，也有心理準備要處理棘手情況。最大的願望是推動大家聆聽差異。社區裏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和立場，是最正常不過的，重點是與參加者一起學習構建相對安全的氛圍，以互相尊重的方式，來溝通不同甚至對立的意見。 「有老友記說自己的圈子包括教會和家庭都很多衝突，我們建議他們主動邀請年輕的家人一起來傾，行得通的話，再考慮在自己的小環境嘗試。那些聚會後，我有一個強烈感覺：這對情緒抒發有實質作用，而服務使用者與同工都需要這些溝通。人人都必須學習與不同意見的人分享觀點，建立理解、尊重和聆聽的氛圍，這是邁向民主社會的基礎。」 摸著石頭過河 至於實際操作，柯明蕙形容那是摸着石頭過河，每次完結都會反思和調整，包括這些： 不以張貼海報方式自由參加，改為在月會現場宣布，鼓勵老友記有問題即時提出。「只張貼海報的話，擔心沒有機會好好溝通舉辦聚會的目的。」 開始時曾邀請外援協助小組討論。「主要是希望同事預備好才落場。其實中心不少年輕同事一樣需要被聆聽，我們曾邀請臨牀心理學家協助大家調適情緒。」 聚會上派發單張，簡介逃犯條例修訂的背景，包括以時間表呈現示威行動和政府回應。「第一次聚會後發現這很需要，因為有老友記對事實掌握不準確，而且聚會時間有限，必須深入淺出地講。不過我想像，這張時間表只會愈來愈愈難，因為後來又發生了很多事。」 每次討論前都開放規則，讓參與者修訂。「第一次聚會後，有老友記遇到不好的經驗，第二次大家便加添新規則：不要外傳或在背後討論參與者的發言，即是『呢度講呢度散』。」 限時發言，長者/街坊每次不超過三分鐘，青年朋友每次不超過五分鐘。這是因為老友記人數較多，另外也有老友記表示想多聽年輕人說話。 表達意見，但不要責罵或硬要說服別人。「每次都有老友記提出互相尊重、包容、理解這些討論規則，每次我們都強調他們好叻。」 加入精神健康元素，譬如開始聚會時先靜觀三分鐘。「辦了兩次後覺得，可以發動大家祝福彼此，於是參考關俊棠神父的做法：祝福自己和所愛的人，也祝福自己接受不到的人，祝福眾生。希望大家能帶走一些正面的東西。」 同工透過社工系講師聯絡年輕人，正式聚會前先聆聽他們的感受、立場和經歷，也把握機會向他們介紹老友記的想法、疑惑和平日接觸的資訊，建立心理準備，同時強調聚會的目的：不是說服，而是溝通。 學習在發飊前抽離 同工也邀請年輕人做呼吸練習：請他們想像，甚麼話最容易挑起自己的情緒，然後把那些話寫下來，再慢慢調節呼吸的節奏。這是預備他日與長者溝通時，倘若情緒發飆，可以把部分注意力轉移到呼吸之上。這三次實踐收集回來的意見很是正面，不少參與者在問卷上表示，自己對社會事件加深了認識；有人表示聽到年輕人的感受和心願，拉近了兩代之間的思維距離；有人對於大家能夠平和表達自己，並且聆聽不同的聲音，表示滿意；有人說聚會助他紓緩心情；也有年輕人表達自己能坦誠說出遭遇，感到釋放，因為在家裏往往得不到體諒。令人觸動的是，不少長者都在聚會上對年輕人表達關愛。 社會情景一直變化，結愈纏愈緊愈難解開，但這場勇敢的實驗依然有參考價值：老少跨代，黃藍之間，原來也可以彼此聆聽、值得彼此聆聽。 文章刊於2020年6月30日《星島日報》 ...

　　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觸發回歸以來最大型社會運動，大規模遊行與激烈衝突場面不斷上演，牽動着每一個人的情緒，尤其是被視為這場運動主力的年輕人。翻看社工《工作守則》，社工首要使命就是協助有需要人士及致力處理社會問題。不過在前所未見的社會危機下，怎樣回應年輕人的精神困擾，社工也會感到迷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馬麗莊直言，社工不是超人，在這場社會事件中，莫說是年輕人不開心，其實每個人也很容易出現情緒問題，出現傷痛、抑鬱和憤怒，這都是正常反應。 　　她憶述去年十一月中大衝突期間，回校看到執教三十多年的地方一片破壞凌亂時，不禁一邊走一邊流淚。「我第一次經驗到在大社會問題下，一個人原來可以如此無力，我相信，這絕不止是我個人的感覺……我看不到有哪些人可以保持正常的心理健康。在這大環境下，很難有人是不憂鬱的。」 重整身心　還原基本 　　馬麗莊教授說，如果社工身心健康都不在狀態，甚至處於抑鬱，看不到工作意義的話，無疑難以盛載服務使用者的困擾、挫敗與難題等。要幫助別人先幫助自己，她指出，社工首先要固本培元，做好自身情緒管理，例如不要無止境地接收資訊，應從中抽離，調整自己身心。 　　馬麗莊教授提醒，重回初心，社工的角色和專長其實就是分析和回應服務對象情緒背後的需要，識別及回應年輕人方方面面的服務需要，過往做法皆透過生涯規劃、人才培訓、活動或輔導等，協助年輕人探索熱愛的事物、建立生命意義，從而提升他們的成就感。她形容這些工作很有價值、有意思，同工多年來都一直努力在做。 從家庭入手　促進真誠溝通 　　然而，套用在目前社會危機下，這些基本工作似乎都讓人感覺不奏效。馬麗莊教授認為，目前要先理解困擾年輕人的情緒是甚麼，例如出現焦慮，是代表對將來沒有十足把握；抑鬱，背後則意味着自己失去心愛及重視的人、物、價值等。 　　研究家庭治療多年的她稱，處理年輕人情緒問題時，很多時都跟他們與父母的關係息息相關，故在當下的社會狀況，她認為社工可做的事，乃促進兩代真誠溝通。她建議社工從家庭入手，不止輔導年輕人，還要關顧家長自身的精神健康。她指出，根據過往臨牀經驗，家長的精神狀況好壞對子女帶來莫大影響，故有必要了解家長的精神健康和困擾，繼而協助家長與年輕人建立良好關係，達至雙方能坦誠溝通。 　　要做到促進兩代人對話，社工必須首先相信對話的作用，明白對話用意並非「做大龍鳳」，而是旨在真誠溝通，並開放聆聽年輕人的心聲和經歷，了解年輕人憤怒/抗議的因由，不強加己見，同時有足夠成熟程度去應付衝突。 核心不變：真誠關顧他人 　　很多時面臨精神困擾的人，或許因為壓力、感到問題羞於啟齒、或怕被人標籤，而不願意主動求助。馬麗莊教授表示，這要多靠年輕人的家人、朋友或師長，鼓勵有需要的年輕人正視困難和挑戰，或代為轉介給社工。她又稱隨着時代轉變，社工接觸年輕人的方法愈來愈多，然而，不變的核心是社工必須打開心扉，與服務對象交流，建立信任尊重的關係，讓對方感受到真誠的關心照顧，才會願意接受協助。 　　「其實年輕人與所有人都一樣，覺得你疼愛我、關心我，我便聽你說話；若年輕人覺得你不關心我、不疼愛我，又怎會聽你說呢？所以關係是十分重要。」 　　馬麗莊教授寄語，與年輕人相處時，不要說教，反而要向他們學習，譬如對新事物的觸覺和掌握 (資訊科技發展和技術)，坦言很欣賞他們敢言、憤怒，勇於破舊立新。然而，她希望年輕人善用他們的憤怒去改革建設社會，而不是摧毀自己和社會，鼓勵他們擴闊視野，深入認識世界、國家和香港歷史發展，了解抱持不同立場和世界觀的人士，互相包容，互相尊重。除此以外，她期望年輕人重視自己和家人的精神健康，積極有效地調節生活起居節奏，修補和加強與家人關係。她期望同工也不忘持續進修增強專業知識，認識和掌握中外社會脈絡，因為滋潤自己，才能滋潤他人。 　　馬麗莊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現任國際家庭治療協會會長、美國婚姻與家庭治療協會的臨牀院士及認可專業督導、亞洲家庭治療協會臨牀院士，專長研究家庭治療、家庭小組治療、精神健康、家庭研究及臨牀社會工作實務研究。) 文章刊於2020年6月24日《星島日報》 ...

上星期放寬了限聚令，再加上父親節，食肆生意旺場，街上都擠滿人群，巿況好像有點改善。不過，實際經濟情況卻未必如此。 政府統計處早前公布最新的失業率為5.9%，創逾15年新高；就業不足率3.5%，為接近17年來的高位，失業人數達到23萬人。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成為重災區，失業率升至10.6%，就業不足率升至6.3%，此外，許多行業，例如建造業，運輸業，甚至資訊及通訊業的勞工市場也轉弱。 雖然政府認為無需過分悲觀，但基層人士手停口停，想樂觀也難，而且還在憂慮疫情會在秋冬再度惡化。最近，包括社聯在內的十九間社福機構和民間團體聯署促請政府設立「失業援助金」，協助基層人士渡過難關。許多政黨也提及設立相關計劃，政府應仔細考慮。 長遠而言，當局應著手研究建立失業援助制度，例如失業保險，以協助打工仔女面對短期失業或經濟循環而出現的財政危機，達到防貧的目標。 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失業援助制度，有的是定額援助，也有以替代入息的方式處理，例如提供原本入息的某個百份比，並設上限。此外，也有些計劃使用一個比較寬鬆的資產限額，以免巿民要到山窮水盡才符合申請資格。政府可因應情況訂立適合本地的方案。 文章刊於2020年6月23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這段日子，政治衝擊和幾近天災級的傳染病打擊不停歇，「壞事會繼續發生」成為不斷實現的可怕預期，也為精神醫學與社福機構帶來挑戰。 　　香港大學精神科系主任陳友凱教授說：「社會立場分化，對機構和他人漸漸變得不信任。求助者因私隱關注卻步，傳統系統無法好好發揮。更甚者，在關注大局的氣氛下，大家彷彿沒有空間、或覺得『不應該』關顧自己⋯⋯要準確理解這個社會狀態，需要更深入的審視。」 　　先回頭認清疾病的定義：「想像一條橡筋圈，被拉會變形，放鬆便彈回，這是正常調節。但是倘若橡筋被拉得太久，加上橡膠本身產生變化，最後即使放鬆了，也無法回復原狀。於是我們說，這人可能已經進入疾病狀態，是個人風險因素跟環境互動的結果。」 　　陳友凱教授說，那是太平盛世的診斷假設，但是在動盪的大時代中，是病不是病，回答不易。 衝擊多數人的「精神損傷」 　　「如果單看目前有多少人出現徵狀，便說社會的精神『疾病』正在倍增，難免太簡單，也不夠敏感，甚至可能導致人們怯於求助的反效果。問題確實嚴重，但與其說是精神疾病，我建議用『精神損傷』這個名詞，它描述的是：我們的心理也會遭外來壓力損害，像身體被撞擊會受傷那樣。」 　　陳友凱教授口中的「精神損傷」是這樣的——外來壓力源源不絕，同時衝擊群體中的大部分人。本來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風險，可是遇上強大的外來因素，就像遇上交通意外，任你多強壯都難免被撞傷。況且，這個壓力源移不走，令拉緊的橡筋始終沒機會鬆下來，復原能力可能會慢慢削弱。橡筋最終能否彈回去？受困擾的人中，多少會演變成精神疾患？醫生難以用以往的方法判斷。 　　但多少總有線索，包括：一）病徵有多嚴重。譬如反芻思維（rumination）是一個可靠的指標，要是一個人不由自主地反覆思索往事的負面意義，最後惡化成精神疾患的風險較高。二）反應性（reactivity）是否正常。要是稍作喘息，像郊遊或一兩天不看新聞，離開壓力的來源，情緒能否反彈？如果都沒幫助，可能反映那人正開始、甚至已經進入疾病狀態。「可惜因為疫症，很多人連離開香港一陣子的機會都失去了，甚至無法自由自主地離開家門外出⋯⋯」陳友凱教授說。 手機依賴或致反芻思維 　　陳友凱教授希望各個關心年輕人的專業，嘗試好好聆聽和溝通，真正了解年輕人的需要。他特別提出兩點，希望幫助大家關注自己的精神健康。 　　不少研究都分析過智能手機對精神和生理健康、甚至身體的影響，它帶來資訊與回饋——包括每個Like和share——多少令人得到安慰，同時推動大家花更多時間用手機。然而，當不同程式不斷呼喚使用者，大腦不自覺地耗用大量資源，慢慢會變得被動，失去「因為要找某則特定資料所以拿起手機」的方向性，可能反被各個程式帶到哪裏便是哪裏。 　　換轉是平常日子，這頂多令人睡不着；但在過去大半年間，社交網絡出現大量負面新聞和資訊，同樣的習慣會導致重複接收壞消息，增加反芻思維出現的機會，令情緒陷入惡性循環。科學知道的是，長期壓力加上難以自拔的反芻思維，會令腦細胞死亡，導致調控思維和注意力的系統失效。 憤怒有用但要調節 　　憤怒反應也很需要關注。憤怒不一定負面，它在群體生活裏指出不妥當的地方，要求處理，否則難以繼續合作。能有限度地表現憤怒是一種藝術，也是正常功能。可是當劣境彷彿沒有盡頭，人們不斷被挑起怒火，便會漸漸演變成持續的狀態。 　　長期維持憤怒的後果可以很糟糕。「當憤怒把精力、希望，意志力、甚至認知能力一一消磨殆盡，人們會慢慢進入臨牀的抑鬱病態。這就是我們正在面對的矛盾——容許自己憤怒多久？達到甚麼程度？」陳友凱教授提醒：「我們不該說『不能憤怒』，因為不能一概而論，而且憤怒對人類生存本來就有着重要的功能。但是我們希望每個人都了解它的潛在影響，然後自行判斷。」 　　即使不是當下的社會事件，陳友凱教授也一直感到醫療和社福服務追不上年輕人的生活轉變和精神健康需要，急需革新。以精神科醫生為例，除了現有的醫療系統，他建議把資源往上游推，在當事人出現清晰的病徵前，已經讓醫生有機會掌握來龍去脈，作出預防。 專業的局限　未來的可能 　　「精神科醫生特別之處，是斷症訓練深入徹底；但是只有把他們推到最前線，才能發揮真正的截流作用。然而，上游人數太多，單是醫生處理不來，也不一定發揮得最好，必須與不同專業緊密合作，包括社工、臨牀心理學家，甚至研究人員等，才能減低社會整體最後為精神健康付出的代價。」 　　不少國家已經開始探索這種新模式，可是每個社會都需要發展自己的一套。「沒有現成系統，而是要放一個系統到社區，讓各個專業累積經驗，慢慢令系統變得成熟和準繩，真正成功篩選和預防。另外，我們也要善用科技來紓緩傳統的人力問題，把部分上游工作放到線上處理，最終希望促進人們自救和彼此幫助的能力，方能回應如此大規模的壓力事件。」 　　陳友凱教授說：「未來香港仍有很多環節需要努力，希望能為社區做到更多。」 　　陳友凱教授（香港大學精神科系主任） 文章刊於2020年6月23日《星島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