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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發表《財政預算案》在即，公眾期望政府有良策兼有財政承擔地改善巿民的生活，尤其基層家庭的苦況，如何提供適切的基層住屋成為焦點，一些民間團體，政黨和智庫都提出設立更多過渡性房屋。作為這類「社會房屋」的先導機構，當然支持建議，但其實這不但是房屋政策，更是一項涉及社區融和的社會服務項目。 一年多助200基層家庭 社聯前年九月推出「社會房屋共享計畫」，至今已有一年多，暫已促成二百多個社會房屋，讓二百個基層家庭、超過五百八十名本來居於不適切住房的住戶入住，在漫長的公屋輪候期間得到喘息。民間社會逐漸醞釀出一股潛力，嘗試在公屋及私樓以外提供的可負擔的住房，回應香港基層住屋問題。 計畫亦吸引不少有心業主參與，以低於市值租金水平出租閒置物業單位。不過，計畫始終依賴民間機構的資助及推動，能推出的社會房屋數目及規模有限，加上接獲的小業主單位大多超過五十年樓齡，在裝修津貼有限之下，即使只做基本翻新仍甚具挑戰。除非得到政府支持，向業主提供稅務優惠作為參與誘因，增加多類型的出租單位，並提供足夠的裝修費資助以翻新破舊單位，否則要短期內大幅增加單位有一定難度。 另一邊廂，「組合社會房屋計畫」的發展潛力則頗大。根據本土研究社的調查，保守估計政府現時在鄰近市區及擴展市區有超過二百五十公頃的臨時閒置用地，包括短期租約用地及臨時政府撥地，相等於十三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若政府開放這些閒置土地予社會服務機構或社會企業興建組合屋，將可大幅增加社會房屋的供應。 社聯預計今年底推出的深水埗南昌街項目佔地零點一公頃，可提供九十個組合屋單位，每個單位供一戶獨立居住約兩年，在社工協助下重塑個人財政、身心健康、社交、家庭關係等各項生活資本。 南昌街提供90組合屋單位 目前一般家庭的公屋輪候數字已達十五萬宗，平均輪候時間需五年半，另外十多萬單身非長者的輪候時間則更長。不少輪候者只能屈居劏房、板間房、籠屋、以至工廈等不適切住房，環境狹隘，租金愈來愈貴，對住戶的身心與財政都帶來負面影響，尤其影響孩子成長。試想像若有二百五十公頃土地興建組合社會房屋，將可惠及多少瑟縮劏房的基層市民？ 政府既然認同社會房屋的效用，應投入更積極的政策參與，創造更有利社會房屋發展的條件。而設立專項撥款的「社會房屋基金」更是當務之急，政府可先動用二十五至三十億元作啟動基金，其中約九成用作興建組合屋和提供社會支援服務的費用，預計可推出近五千個組合屋單位，假設臨時官地的租期不少於五年，估計有至少一萬戶居住，每戶居住期至少兩年。當土地的租約完結後，組合屋可以拆卸，搬去其他地盤重新組裝，循環使用約二、三十年。 五年助一萬二千基層家庭 其餘部分可用於翻新閒置單位，預計可帶來逾一千二百個社會房屋單位，約一千八百個基層家庭受惠。以二十五億元的「社會房屋基金」計算，總數可提供超過六千個單位；五年後，可令一萬一千八百多個基層家庭受惠，並且得到相關社區支援服務。 另外，不時聽到機構和社企反映想要參與推動社會房屋，卻因資源短缺而有所猶豫，倘若基金涵蓋社會服務費用，定能鼓勵更多機構的參與、提供更多元化的社會服務，服務對象亦可更廣泛。另一方面，亦可着手研究改建空置校舍和工廈，增加社會房屋的單位。 至於「社區支援服務」是社會房屋的核心元素，兩者互相扣連，缺少其一都無法達成意義。負責營運項目的社會服務機構或社會企業不止為入住基層家庭解決住屋問題、改善生活質素，同時提供針對住戶個人發展以及社區為本的社會服務，達至改善他們貧窮和社會孤立的處境。 具體說，社工會支援住戶學習生活技能，例如個人儲蓄及認識社區資源，以增強他們面對逆境的信心與能力，提升他們在私人市場租賃之能力，協助租戶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協助住戶通過學習群體生活及營造社區，與鄰居及外界建立關係，改善自己的生活質素，並且得到社區人士的認同。 各種社會房屋應運而生 目前各社會服務機構營運的社會房屋計畫具特色，有的主要服務單親家庭，讓「同路人」共住共生、互相照應（由聖雅各福群會營運的旺角豉油街「雅軒」）；有的着重街坊身體力行的參與，主張「共管」，亦有「樓長制」動員街坊（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營運的土瓜灣道「好鄰舍」）；有的引入「以工換宿」概念，引入青年力量，協助管理及組織活動（由救世軍營運的下鄉道「住+」）。街坊的轉變有目共睹，不時都聽到同事報來很窩心的街坊故事。 推動社會房屋的路程上充滿挑戰，每一步都不容易，每天都在學習。每次與住戶見面的時刻都是我們的強心針，看到孩子得到較合適的活動及學習空間，都鼓勵着我們要找方法行得更遠。這絕非民間能獨力負上的責任，唯有政府的投入，才可孕育出更多不同的社會房屋服務形態。  (文章刊於2019年2月18日《星島日報》)   ...

常聽說「滿街都是大學生」，其實擁有大學履歷的年青人仍是少數，而大學學位對職場晉升依然重要。為晉升至更好職位而修讀學位或碩士課程屬職場常見之事，卻並非每人都能負擔高昂的學費。 28歲的阿晴自中五畢業便投身社會工作，做過很多不同工作，但都看不見前途。終於3年多前，她找到想要做工程師的目標，而最基本的條件是「大學畢業」。 她花費16萬元和4年時間修讀高級文憑課程，很想再繼續進修取得大學學位，惟學費需20多萬元，對家庭及個人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加上對將來結婚和住屋的考慮，令她十分矛盾是否應該繼續升學。 阿晴的處境反映了不少香港青年的狀況。根據統計處2016年人口普查數據，20至29歲的就業青年僅約4成持大學學位，而大學學位仍然是年青成人就業流動的重要因素，他們獲得高職位的機會仍遠高於其他學歷者。 有心進修永不怕遲，在職青年的煩惱不單在於能否支付學費，還面對兼讀學額不足的問題。目前香港的資助大學只有極少量的兼讀制學額，自資學士課程方面，政府所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亦只包括全日制課程，若政府將資助計劃擴至兼讀制，或補助資助大學增加兼讀學額及成年學額，對阿晴等在職青年以至其他有心進修的人士均有很大幫助。 為社會營造良好的上游機會，長遠有助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甚或縮窄貧富差距。 (文章刊於2019年2月12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收緊長者綜援資格的爭議未止，政府原本提出如60至64歲受助人不參與「自力更生支援計劃」，每月會被扣減200元。最新發展是政府決定暫緩執行這個安排，直至今年八月後再議。 究竟什麼是「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現時15至59歲健全綜援受助人，如非單親家長或主要家庭照顧者，若失業或每月從工作中所賺取的入息少於$2,190或每月工作少於120小時的人士（統稱失業綜援），均需參與「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社署委託非政府機構營運計劃，一般要求綜援受助人簽署承諾書，每兩星期到非政府機構與社工會面，跟進尋找工作的進展。若受助人違反承諾，社署會扣減，甚至停止發放綜援金。 為協助他們就業，營運機構會因應受助人的情況，安排培訓及面試，以至就業配對，盡力協助受助人尋找工作。不過，前線同工經常遇到一些難題，年近60歲的受助人難覓工作，僱主考慮年長人士出現較多工傷情況而導致保費提高，故很少聘請較年長的人士。至於工種選擇亦不多，雖然一般清潔、保安等工種較大機會接受年長人士，但受助人如有身體勞損情況，也未必適合從事這些工作。 現時60至64歲的人口中，有接近五成只有小學或以下的程度，其中五分一更只有幼稚園程度。由於教育水平較低，年老繼續就業亦只能尋找一些基層或體力勞動工作。依前線同工所說，這些綜援人士可能未致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但多有不同健康或其他問題，較難再投入勞動市場。 再說，經濟走下坡，各行各業也蘊釀裁員，年輕的也人人自危，年長人士又如何能找到工作，當局改革制度時必須考慮這重要因素。 (文章刊於2019年1月29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收緊長者綜援年齡資格的爭議持續多日，政府由態度強硬到提出改良方案，民間仍有許多反對聲音，皆因受影響的是眾多生活困苦基層長者，每月少一千幾百元資助，就得節衣縮食。社福界三大組織和代表業界的立法會議員接連發表聯合聲明，抗議政府的做法。  其實政府提出的理據也非全然錯誤，長者就業率確實持續上升，說不定他日真的可以調整制度，但絕不是今天，皆因時機未到，因為基層長者就業仍然困難重重。政府當然略知實況，可惜行政考量似乎蓋過了一切，只看數字，造成今天非常尷尬的局面。 如果在決定措施前充份諮詢持份者，或許能避免這次災難性的施政困局。事實上，近年在一些民生福利政策上，例如扶貧工作，《安老服務計劃方案》以至棘手的整筆撥款問題上，政府與業界總算有商有量。今次收緊長者綜援年齡資格，卻是連一份供諮詢架構和持份者討論的政策文件也沒有。可能政府覺得無論如何諮詢，坊間都會強烈反對，不如硬著頭皮「快刀斬亂麻」強推政策，但卻因而失去基本尊重和應有的程序公義，情況反而更糟。 讓公眾參與政策制訂乃大勢所趨，由設計或改動初期，釐清當中的價值觀、政策邏輯，相關利益，以至項目優次等，牽涉大量的諮詢工作才能提升公眾對政策的認受性。即使過程中遇上很大阻力，很強烈的反對聲音，但這卻是凝造社會共識、建立社會信任和有效施政的不二法門，沒有捷徑。 面對更高的公眾期望，希望政府吸取經驗，今後虛心聆聽意見，強化官民互動，才能開放更多合作空間。 (文章刊於2019年1月22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政府近日宣布將於2月1日起收緊長者綜援年齡，申領長者綜援的資格將由60歲提高至65歲，此舉引起社會極大迴響。對於社會的反對聲音，政府官員有以下兩點解釋：  1.     60-64歲長者仍十分壯健，有工作能力 2.     若60-64歲人士有經濟需要，仍可以領取成人綜援，生活繼續受到保障  然而，上述觀點並非事實的全部。   長者就業實況不能樂觀  政府強調不少60至64歲的長者仍有工作能力，但是根據政府統計處2018年第3季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60至64歲的勞動人口比率為47.9%，較50至54歲的79.1%下降近四成，認為60歲或以上人士仍可以參與勞動市場似乎過份樂觀。政府對長者就業實況的錯誤評估，可能令長者的生活受到嚴重威脅。  誠然，長者整體的勞動參與率近年或有一定提升，但基層長者就業仍是十分困難。現時60至64歲的人口中，有接近五成只有小學或以下的程度，有五份一更只有學前教育或以下的程度。而學前教育或以下的程度的人口勞動參與率只有38.7%，比同齡長者整體的勞動參與率更低。這批長者十多歲時已開始工作，而且終其一生大多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作，身體所受的勞損可想而知。由於他們教育水平較低，到年老時即使要繼續就業，亦只能尋找體力勞動相關的工作，要這批長者投入勞動市場實在是強人所難。  其實，政府在1977年亦曾推出類似措施，把退休年齡（可領取長者補助金）從55歲提升至60歲，但當時55至60歲市民的就業率是85%，有關措施相對合理。但現時60至 64歲人士的勞動人口參率不足五成，政府實不應在未解決長者就業問題前，便倉促推出措施收緊長者綜援的領取資格。  長者生活費即時扣減三成  政府表示60至64歲的有需要人士可以改為領取成人綜援，但成人綜援資助較長者綜援低，資產限額亦較嚴謹。  現時，長者綜援的資產限額較成年人高出近一倍（例如單人長者是$47,500，單人健全成人為$31,000，若該成人為家庭成員資產限額為$21,000）。此外，領取長者綜援的人士容許擁有自住物業，一般健全成人如沒與長者/殘疾受助人同住，則必須變賣物業及用盡有關資產後才能領取綜援 。收緊長者綜援後，相關的長者及其同住健全成人若要不跌出綜援網，就要放棄穩定的居所，對長者的退休生活保障有深層次的影響。  另一方面，現時長者綜援的標準金是$3,480，成人綜援的標準金則只有$2,455元，兩者相差$1,025，減少近三份一。除了標準金外，長者綜援的受助人現時能按其個別需要，以實報實銷的形式申請牙科、眼鏡等特別津貼，但成人綜援則自1999年起削減了相關項目。因此60至64歲受助人如改為領取成人綜援，意味他們同時失去領取這些特別津貼的機會。當他們真需要處理這些特別需要時，只能從本身已不足的標準金支付。在未能確保60至64歲人士基本的生活需要情況下，貿然壓縮對於這群組的支援，將嚴重影响他們的生活質素。  立即擱置收緊長者綜援年齡資格  收緊長者綜援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大改革，政府在推行此政策之前，並無進行任何諮詢。政府在2017年宣布有關政策時，社福界已多次去信約見政府代表，並表達反對有關政策。議會內不同派別的議員在過去兩年來亦不斷提出反對推行此政策的立場。觀乎近日社會反響，社福界、政界，以至民意對此政策的共識相信已十分清晰，期望政府聽取民意，擱置收緊長者綜援的政策。  ~ 完 ~ （文章刊於2019年1月15日《香港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