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月八日的「國際婦女節」，是為表揚婦女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設立，同時也提醒我們許多女性在不同崗位上仍面對不平等及得不到應有的支援。 拖欠贍養費追討困難 傳統上，婦女為主要的家庭照顧者，不少婦女因需兼顧家庭崗位而未能全職工作。一旦婚姻破裂，未有經濟獨立的單親婦女往往會陷於困境之中。樂施會「香港婦女貧窮狀況報告（○一至一五）」顯示，一五年全港三萬三千一百個貧窮單親人士，其中單親婦女佔百分之八十五點二，而在過去的十五年間，這個情況並沒有得到任何改善。 離婚後，單親婦女往往因為需要獨力照顧子女而難以投入勞動市場，經濟上需要依賴贍養費或是政府的補助，然而，過去二十多年，贍養費被拖欠的情況仍是十分嚴重。統計處一六年資料顯示，在全港一萬三千九百宗被拖欠贍養費的個案中，超過九成七（一萬三千五百宗）為單親婦女，其中只有不足一成二被拖欠者採取現行法律途徑追討。 現時，如有被拖欠贍養費的情況出現，需要由婦女親自向另一方通過法律途徑追討，婦女不單面臨二次傷害，對於複雜、冗長的法律程序更是束手無策。拖欠者如果更改聯絡方式或者搬遷、移民等，更令被拖欠婦女無從追討。一六年底，香港上訴庭以《人權法》推翻因拖欠贍養費而被監禁的判決，令贍養費更難以追討。多年來眾多的個案經驗已反映現行措施（如入息扣押令或增加欠款利息）成效不彰，未能有效幫助婦女追回應有的贍養費，只會將婦女推向貧窮。 過往關注離異婦女的團體一直倡議參考外國成功經驗，設立「贍養費管理局」作為法定的中介機構，並授予其法定權力，以協助收取、追討及發放贍養費，為單親婦女提供更大的保障。事實上，澳洲及紐西蘭已設立專門協助收取子女贍養費的法定機構（Child Support Agency）將近三十年，其成功經驗及模式皆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及借鏡。 應參考外國成功經驗 過去十多年，政府致力在香港推動立法實行「父母責任模式」，以「父母責任」取代過往的「監管權」，強調離異父母由夫妻的關係轉變為夥伴關係，共同照顧小朋友。然而，政府在推動立法時，卻未有正視婦女被拖欠贍養費的問題，一直漠視設立「贍養費管理局」的訴求。聯合國婦女署於一四年提出「HeForShe」運動，邀請世界不同角落人士，不論膚色，不論性別，在不同的範疇中，攜手並肩共同創建性別平等的社會。單親婦女面對的困境不應由婦女自己面對，社會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及支持。 過往政府致力推動父母責任模式，也於一六年中提出諮詢文件，嘗試處理涉及中港兩地父母擄拐子女及逃避贍養費問題。如果政府能走多一步，設立「贍養費管理局」，才能為單親婦女提供更大的保障。 筆者：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家庭及社區服務） 梅偉強 ...

特首選舉提名期完結，能夠獲得足夠提名票的候選人只有曾俊華、胡國興及林鄭月娥，葉劉淑儀則斯人獨憔悴。對於四名參選人，社福界均有邀請出席論壇，與前線同工和基層團體對話。坦白說，葉太的表現不遜色，經過三屆立法會民主選舉洗禮，至少她在論壇上能夠展示誠意，嘗試了解不同界別及群體的意見。 不過，無論她怎樣努力和擁抱建制路線，都無法得到建制派選委的支持而入閘，陪跑的機會也沒有。這說明甚麼呢？選票歸邊，建制歸邊的情況，明顯不過，一聲令下，誰都要歸隊。 這就是港人不能接受2014年人大8.31框架的原因，憂慮提名票容易被操控，即使最後全民投票，其實候選人早被欽點，有志者失去公平入閘機會，最終淪成假普選。 事實上，根據現行選舉辦法，要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獲得至少150名委員提名，即總人數的八分之一。如果以8.31框架的規定，將提名門檻提升至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那麼今天曾俊華和胡國興早就出局。 在這氛圍下，自由意志不可能存在，少數泛民選票也沒多大作用，誰當特首也沒所謂了，皆因球員，球證也是同一幫人。 似有競爭或許能為沮喪的港人製造一時興奮，但選舉過後，又是南阿夢醒，一切皆空，甚麼也沒改變。 (文章刊於2017年3月7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本港人口高齡化，可見護理服務的需求將不斷增加，奈何現行服務長期供不應求，數以萬計的長者正在輪候院舍服務。不過即使有地興建院舍和硬件，人力資源卻無法配合得到，院舍基層前線人手嚴重不足、流失率也高。 目前安老院舍基層前線人員的出缺率普遍達10-20%，而流失率更達25-30%（參考資助院舍統計數字，估計私營院舍可能更高），嚴重影響服務的質素及士氣。除了公眾對行業缺乏認識外，部分院舍的工作環境未如理想，還有一些私院侵害長者人權及私隱的事件等新聞，也會讓公眾對行業有負面印象，令有心人卻步。 最近和一些年輕前線護理人員談過，他們尤其擔心長者起居生活乏人照顧，每有院友離世也感到痛心。言談間，不難發現他們很有使命感，充滿關愛和熱誠。 然而，要讓年輕人繼續在行業服務，就要提供理想的工作環境及發展機會，也要得到社會對護理從業員的肯定。他們照顧長者的起居生活，守護著長者健康及生命，如此有意義的工作理應獲得更多尊重及讚賞。 如何吸納更多年青人加入安老護理行業是個大議題，政府固然有責任推動，而民間也著力回應這個挑戰。其中，一個慈善基金與社福界合作推行「護理關懷天使計劃」，提供奬勵金、社交康樂及個人發展活動、僱員支援計劃服務、並讓傑出青年從業員到海外交流，讓1000名前線同工受惠，藉以鼓勵青年投身安老護理行業，及讓在職人士繼續服務長者，確保安老院舍有足夠的人手照顧長者。 事實上，家人會老，將來大家也會變老，無論居家老或入住安老院舍，也需要專業貼心的護理從業員照料，我們都希望能有更好的服務。就由今天起，大家多認識護理行業，給予更多的尊重和支持。 (文章刊於2017年2月28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分享兩個社區故事：  12年前，劉先生搬入當時仍屬中轉屋邨的天水圍天恩邨，該邨的社會設施貧乏，鄰里之間不願交流互動，亦沒有社福機構或地區組織提供支援，他一直住得不開心，甚至想要離開。 3年多後，劉先生獲發天晴邨單位，看到「社區發展陣線」的同工於當區擺設街站為居民提供支援，雙眼發光，笑言有「終於得救了」的感覺。「陣線」協助居民建立關係和互助網絡，劉先生亦熱心提出意見，後來更推動成立互助委員會，與街坊合力改善社區。 原來位處同一地區，只差在有沒有地區組織提供支援，居民生活差距可以這樣大。 另一個故事發生於西貢對面海的「聖伯多祿村」，該村村齡已逾50年，目前由村民組成合作社負責管理，香港明愛提供支援。聖伯多祿村承載着每戶村民一家三代的故事，村民不論年紀老幼，都會為村子積極付出。 早年雨季，舊村屋的天台嚴重漏水，村民首先向專業人士查詢報價，無奈高達百萬元，加上村民沒有個人業權，無法申請政府資助，村民無能力負擔。他們決定自發組織維修隊，憑藉他們以往修補漁船的技術，每天早晚共同協力，將屋頂完整復修，所涉花費只需五萬元，與專業人士報價差達20倍，更加為村民帶來很大的歸屬感。他們希望，世世代代都可以留在這個他們一手一腳建立的家。 這兩個例子同樣沒有政府幫助，但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想要」，而是政策不到位。 房屋政策從來都應該以人為本，有瓦遮頭也要有人關心。未來十年不斷有新的公共屋邨陸續落成，針對新屋邨的支援服務尤其重要。雖然一直以來都有部分民間團體為居民提供支援，但由於資源不多，而且沒有政府配合，受助範圍始終有限。 營造社區和鄰里互助網絡不會從天而降，但如政策得宜，例如政府能於每個新落成的公共屋邨設立「新公共屋邨支援服務隊」，與地區常規服務互相配合，政府投入不需很多，效果卻可以很大，並且可持續。 祝願，各位街坊都可以笑口常開。 (文章刊於2017年2月21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壓力好大」是港人生活的常用詞，不少港人甚至已經習以為常，覺得有壓力是理所當然的事。民間推廣「精神健康」多年，無奈大眾的關注始終不多，亦忽略了自身的需要。 根據《香港精神健康調查2010-2013》估計，每七人便有一人有焦慮症或抑鬱症等情緒病；然而只有26%患者求醫，有更多患者默然忍受疾病的煎熬。不少患者因為懼怕外間目光而不肯求助，亦有些或因擔心失去工作、居所，甚至子女撫養權等，選擇隱瞞病情。 其實，每個人不論年齡、性別、職業和背景，都有可能受到精神困擾。設身處地，我們都希望得到支持與關懷。 最近發生多宗令人傷感的事件，有聾人被誤送青山醫院、接連有學童自殺、港鐵縱火案等，幾宗事件可能與精神健康有關。這些悲劇讓我們反思，應如何加強支援精神受困的人士，預防悲劇再次發生。 不幸事件提醒我們精神疾病的普遍性，治療及社區支援之需要。接納精神疾病患者及加強針對不同對象的精神健康教育，將有助於早期檢測、介入和預防。如果因為個別個案而令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產生負面觀感，甚至歧視，只會令患者及家人孤立，令問題惡化。 另一方面，現時每名社工負責的個案平均高達六十四個，如何改善社工和精神科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以至覆蓋更全面的社區支持服務，也是當務之急。 以上種種需要政府及精神健康服務的專業人士關注，同時亦有賴於香港每一位市民的共同協力。就讓我們摒棄歧視，讓有需要的人得到關心，免於歧視目光的恐懼。 最後，附上香港中文大學的抑鬱症自我測試和一間社福機構的熱線服務，如果你於過去兩個星期經常出現以下情況，代表精神壓力偏高，應尋求專業協助。 食慾改變，如胃口變差或過量進食 失眠或睡眠素質差 說話或行動變得比平日緩慢，或坐立不安 容易疲累 難以集中精神 自信心下降，或責怪自己 有不想生存或自殺的念頭 抑鬱症自我測試： http://cumood.scienceontheweb.net/mood_disorder_test/survey_6.html 香港心理衞生會心理健康熱線︰2772 0047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下午二時至晚上十時） (文章刊於2017年2月14日《AM730–蔡海偉網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