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雖然距離我們上次見面，不到兩年，但過去這一年在香港和全球發生的事，就好像過了十年一樣。經歷了劇裂的社會衝突和新冠肺炎疫情，香港市民的生活起了極大的變化。 我記得21年前你來香港協助我們進行香港社會發展的研究時，雖然你發現香港社會發展追不上經濟發展，基層市民分享不到經濟成果，但那時我們去北角熟食街市吃飯，看見那些基層市民在熟食檔工作、吃飯，你仍然會讚嘆香港人的動力，生活雖不容易，但仍能靠勤力拼博謀生。 此時此刻，因為疫情關係，食肆生意大受影響，靠這些服務行業謀生的基層市民面臨失業或就業不足。因為由於我現在參與過渡性社會房屋計劃，我即時就可以感受到問題有多嚴重，有些租戶暫時無法交租而要求寛限，也有租戶收入驟降觸發計劃的減租機制，租金降至幾百元的3位數字，意味著他們的家庭收入，跌至不足四千元。 對於這個問題，政府未有對症下藥，一直堅持以綜援制度去處理失業問題。作為一個社會政策的教授，你必定明白失業人士不一定長期貧窮，只要能夠幫助他們過渡一時經濟難關，就毋須持續接受政府的經濟援助。 綜援的設立是幫助社會上最不能自助的人，申請者須要經過嚴格的資產審查，才可以獲得援助，大部份失業人士根本不合乎申請資格。因此，以綜援來處理失業問題，就等如置他們的困境於不顧，然後待他們把積蓄用盡後再去申請綜援，這無疑是製造更多貧窮人口。 要有效保障就業人口收入的穩定性，同時防止他們陷入貧窮的深淵，設立針對失業的援助制度，是一個最為明智的做法。我還記得那年當我說香港沒有失業保險時，你不能相信像我們這種全球化外向型的經濟，竟然沒有任何失業援助制度。我想，如果那時政府設立了失業保險制度，這次疫症來臨，打工仔的收入就可以得到堅實的保障，同時，毋須擔心有天把積蓄吃光，自己會跌入貧窮網。 不過，香港人對供款式的社會保險制度有很多誤解，一時三刻要成立一個失業保險制度並不容易，但相信你會認同就算是非供款性的失業援助金計劃，也比依靠綜援為失業人士提供支援，明智得多。 收入缺乏保障，但基層市民的開支卻不會因此減少，香港人的房屋開支超高，世界聞名。慶幸社聯和社福界三年前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得到公益金的支持，試驗由民間供應過渡性社會房屋。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的三年試驗這個月成功完成了，深水埗南昌街的組合社會房屋亦落成入伙，為數以百計的基層住戶大大減輕了租金開支，亦為他們改善居住環境。 相對數以十萬計劏房住戶而言，雖然數目不多，但卻促成政府決心定下政策目標，要在三年內提供15,0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亦預留了50億資金作為發展之用。在公營及私人市場之間開創一條由民間提供社會房屋，這條路是走對了，但民間社會始終受制於土地及資源的限制。 近日，社聯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做「社區土地信託」，這是一種由民間主導的社房發展機制，透過跨界別民間平台吸納土地，以信託理念推動項目的發展，增加多類型社會房屋的選擇，建設社區以滿足居民需要。 期望政府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能夠在失業及房屋問題提出有效措施。 據知歐美地方都有不少成功經驗，希望疫情早日結束，我可以去探望你，順道去看看你們當地的成功經驗。 祝你身體健康！ Anthony 2020年9月26日 文章刊於2020年9月26日《香港電台香港家書》 ...

近期發生的照顧者家庭倫常慘案，再次令人關注照顧者的困境。社聯最新公佈的調查發現，受訪的成年殘疾人士家庭照顧者面對沉重照顧力，一成半受訪者平日須提供每天長達16小時或以上的照顧，在周末及假日，須提供此照顧時數比率的更達四成半。近三成表示照顧壓力大，會因照顧工作而引發負面情緒。  除了面對日常照顧壓力問題，調查亦發現，近三成表示照顧工作影響著個人生活發展，例如難以同時兼顧工作及照顧責任。 今次調查更識別約五成人屬高危組群，分別為「自我照顧能力較差對象的照顧者」及「剛離校殘疾成人的壯年照顧者」組群。他們自評照顧壓力大、照顧工作影響著個人生活，在經濟狀況及照顧能力評分也偏低，生活質素較整體受訪者為差。 然而，今次調查對象為已獲得地區支援的照顧者，但結果顯示部分人的生活質素仍然偏低，那些沒有得到支援、於社區中的隱蔽照顧者，每分鐘面對著更大的生活與照顧壓力。加上調查於疫症爆發前進行，相信照顧者在疫症期間可能曾因服務暫停而承受更大壓力。 每一位照顧者的無酬付出及貢獻，是社會重要的力量，要防止悲劇重演，當局必須加強辨識高危照顧者家庭、增設喘息服務等照顧者支援，回應照顧者家庭在不同人生階段的需要，尤其是在照顧對象的服務轉接階段的過渡支援，及恆常化照顧者津貼，全面的照顧者政策必不可少。 文章刊於2020年9月23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疫情持續，不時聽到有非政府資助的社會服務機構，反映籌款活動受阻，財政遇到困難。究竟這類機構有多少？社聯近490間機構會員中，就有七成以上(360間)沒有接受政府的資助，服務涵蓋不同範疇。一般來說，它們規模比較小，年度開支幾百萬，甚或只有幾十萬，知名度未必如歷史悠久的大機構高，但他們的工作同樣十分有意義，並具相當好的社會效益。 最近我們舉辦「最具成效中小型非政府資助社會服務機構獎」，來自商界、基金會、專業團體、政府部門及社福界等過百名領袖參與評審，選出十間上榜機構，包括： 「CareER Association Limited」- 為專上程度殘障青年人在職場上發揮所長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 讓肢傷殘人士互助自助 「膳心連基金有限公司」- 將商界剩食轉贈弱勢社群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協助受性暴力困擾女性 「關護長者協會有限公司」- 為低收入長者提供免費基層醫療社區護士服務 「國際十字路協會有限公司」- 接通世界提供慈善物資轉贈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倡議兒童遊戲權益 「音樂兒童基金會有限公司」- 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音樂學習機會 「兒童脊科基金有限公司」- 關注脊骨健康 「香港老年學會」- 推動安老院舍質素認證 這些中小型機構展現多元社會價值和堅實的信念，各有專注範疇，反應迅速，投入、細心和「貼地」、也善於動員社會資源。規模雖小，卻發揮重大功能。希望透過獲獎機構的故事，讓讀者認識中小型社會服務機構如何默默耕耘，為有需要家庭帶來改變和希望，相信日後能夠造就更多跨界別合作的機會 得獎短片： https://www.facebook.com/HKCSSfans/videos/334397354470827 文章刊於2020年9月16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日前一名母親疑因不堪照顧壓力，把二十一歲有中度智障的兒子勒斃。兒子之前一直居於特殊學校的宿舍，事發前數日因年滿二十一歲才離開宿舍搬回家中。今年五月，一名七旬母親亦與其智障女兒一起墮樓身亡。過去數年，香港不時出現因照顧家中的殘疾成員，壓力過大而導致的倫常慘劇。每次看到這些悲劇，都會感到心痛及無奈。 現時，智障人士等待入住政府資助的智障宿舍，平均要等十多二十年，在等候期間，便要留在家中由家人照顧。由於缺乏足夠的社區支援服務，家人往往需要每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照顧智障的成員，如智障成員有情緒行為問題或有過度活躍的情況，照顧的壓力便會倍增，家人的照顧困難及壓力實不足為外人道。由於住宿服務嚴重落後，原本應可由院舍負責的照顧責任，現在由資源匱乏的家人獨力承擔，當家人不堪壓力而爆煲，甚至出現一宗也嫌多的慘劇。我們應反省社會是否一直忽略了照顧者需要，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援。 家庭照顧者需要年中無休地負起照顧的責任，往往犧牲了個人的發展及生活，包括放棄工作擔任全職照顧者，以至犧牲個人的閒暇、社交及家庭生活。政府必須加強為家庭照顧者提供足夠的喘息服務，包括到戶的短暫託管服務、短暫住宿服務等，讓照顧者亦可如其他在職人士般，在需要時適當地休息及「放假」。 此外，為紓緩家庭照顧者的壓力或情緒困擾，政府亦應加強對照顧者壓力管理及情緒支援的服務，如透過熱線、小組訓練及個案輔導等方式，以及加強為家庭照顧者提供照顧技巧的訓練，尤其處理情緒及行為問題的技巧訓練。 現時在特殊學校及成年智障人士服務都有個案社工，但這些社工皆從屬於不同服務之中，如個案從一種服務轉到另外一種服務，會有機會出現服務「真空期」，情況很不理想。 其中一個解決方案是仿效外國的經驗，設立獨立於現有服務的個案管理服務，並以智障人士的家庭為服務對象，因應智障人士的不同人生階段，為有需要的家庭適時轉介至合適的服務。 說到底，這關乎整個社會和政府如何看待照顧責任及支援這回事，英國、澳洲、台灣及新加坡等地早有為照顧者制訂全面的政策，當中列明政府策略及願景，如澳洲的政策願景是照顧者受到社會的重視和尊重，並擁有參與經濟、社會和社區生活的權利和選擇，而英國的政策亦會為照顧者根據其個人需求而提供支援，使他們能夠在其照顧責任與個人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這些政策理念皆確認照顧者對社會的付出及貢獻，並重視照顧者的選擇，不會因照顧責任而犧牲個人的需要。基於這些政策理念，各地政府制訂各項具體措施以支援照顧者，包括推行照顧者運動、照顧者約章、提供喘息服務、制訂緊急照顧計畫、提供生活援助金、有系統的照顧技巧培訓，並且建立一站式的資訊平台等。 反觀香港，政府一直沒有訂立「照顧者為本」的政策，這是對照顧者的一種虧欠，也遠遜於其他地方，香港必須在支援照顧者方面大力加把勁。 文章刊於2020年9月16日《星島日報》 ...

疫情對本港經濟民生造成沉重打擊，對基層的影響尤其嚴重，生活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地。過去半年，社聯得到企業和基金捐助，為基層提供現金資助，四個資助計劃的受惠個案達到七千二百個。這些並非只是冷冰冰的數字，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基層人士和家庭，怎樣在困境中求存。 在處理資助申請期間，我們與社福機構了解過他們家庭背景和收入改變，租金資助和失業援助計劃的申請人當中，很多來自深水埗區和油尖旺區。許多申請人不是在疫情期間失去工作，就是收入大幅下跌，跌幅高達三成至超過八成不等。 數據顯示，申請失業援助的四人家庭個案於2019年第四季的平均月入約$15,000，但到2020年第一季時，收入跌至$4,200。其實大部分失業或劏房家庭的申請人，都難以維持基本生活，雖然他們或已跌入綜援網，但據前線同工的觀察，他們不想申請綜援，只希望得到短期應急支援，期望疫情過後能夠找到工作。 根據我們早前另一個調查，受訪的弱勢社群表示須節省各方開支，包括減少食物開支、子女學習費用、購物、動用積蓄、甚至要借貸來維持生活。進行調查時為今年四月，他們預計情況會持續至少三個月，結果實際情況更差，現在已是九月，疫情仍未過去。 專家們表示秋冬季疫情可能再次惡化，我們將會迎來第四波疫情，基層又如何能捱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坊間都在討論政府會否繼續派錢，但聽各方人士口風，都無法確定可能性。然而，無論如何，政府也必須在實行保就業計劃之外，盡快推行短期失業援助制度，以較寬鬆的門檻及簡易的審批程序，向面對失業或就業不足的市民發放現金援助，確保他們能夠維持基本生活。 文章刊於2020年9月9日《AM730–蔡海偉網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