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署宣布開始接受「特殊需要信託」的申請，這與一般的私人信託基金大同小異，不同之處是由政府成立和管理，讓育有特殊需要子女的家長注資，用於家長離世後照顧其子女。 這是好事，皆因不少特殊需要人士的家長年紀老邁，非常擔憂兩老去逝後，子女頓失依靠，又不能照顧自己。透過「特殊需要信託」，由社署署長法團擔任受託人代為管理財產，可指定個人或機構執行為子女/親人擬備的長遠照顧計劃，為有經濟能力的家長提供一個選擇。 信託除解決生活上的「經濟需要」，亦必須對「怎樣照顧」作出妥善安排，家長需為子女安排照顧計劃，並決定由誰人執行，如沒有可信賴的親友，便要物色「個案管理服務」或「個案經理」執行照顧計劃。「個案經理」可以是社福機構或社企提供的服務。 家長選擇「特殊需要信託」不單要考慮財產多少，最重要的是照顧計劃的內容，並由誰人執行照顧計劃。所謂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他們希望子女無論在院舍或社區生活，都能得到妥善照顧，不時有人上門探訪，患病或生活上的遇到困難，總之衣食住行都能找到合適人士求助。 然而，香港現時未有類似形式的「個案經理」照顧服務，如要發展成一項全面服務，由零到成熟，醞釀需時。除了社福機構，其實自助組織和家長組織亦可嘗試發展相關個案管理服務，因為他們本來就最了解及最熱心幫助有特殊需要人士，所發展的服務也必貼合實際需要，家長對這些組織也有信心。 (文章刊於2019年3月26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共居」概念早在外國推行，透過與其他家庭共住，建立互助小社群；由救世軍營運土瓜灣下鄉道「住+」社會房屋，再加入「打工換宿」的元素，為苦惱居住問題的年青人帶來一個新選擇。 「住+」項目讓基層家庭和年青人共居，彼此照應，各自發揮所長，讓大家居住的地方更美好。所謂「打工」並不是體力或思想上的勞動，而是鼓勵入住青年加入房屋管理團隊，共同為自己居住的這個空間構思新意念，例如想辦法改善樓梯的環境和走廊衞生、為單位加裝清晰的門牌號碼等；同住基層家庭亦樂於貢獻所長，簡單如為青年煮飯、一起用膳，互相照應、互相關懷。 22歲在學的阿元曾因家庭問題入住青年宿舍，每人只有一個床位，沒有私人空間，室友間磨擦甚多；及後要搬出自立，小小劏房租金6,000元令半工讀的他感到非常吃力，幸遇上「住+」項目和同住的好家庭。單親家庭阿芳與15 歲兒子就是阿元的好室友，阿芳會運用主婦妙計好好打理家居，阿元和阿芳兒子亦相當夾得來。沒有血緣的兩個家庭，也有一種如家人般的溫暖關懷，不再是各自關上房門，大家都變得更開朗。 每次見到居於共享房屋的街坊的轉變，都會感覺欣慰，也要多謝營運機構與我們一起打拼。 政府八年前推出青年宿舍的概念，可惜至此仍然「只聞樓梯響」，第一個項目在今年下半年才完成。期望將來青年宿舍在住房以外引入更多社會元素，令入住的青年不單享有低廉的租金，更可促進他們個人的成長及對社會的關懷。 (文章刊於2019年3月19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200億元購置約60個非住宅私人物業，作社福設施用途，隨即惹來一些爭議，有說托巿，亦有人批評騷不著癢處。但對於長期缺乏服務處所的社福界而言，這卻是一度救急良方。 須知道覓地不易，而每當設立福利設施，地區總有不同聲音，尤其涉及精神復康服務的，情況就更複雜。舉個例子，全港24個精神健康中心，只有15個有永久會址，餘下就只能暫寄居於其他服務單位，對服務使用者構成不便。 就算沒什麼爭議的服務，也出現設施短缺的現象，例如每區的長者鄰舍中心，服務不斷增加，人手也多了，但中心面積太小，許多同工連辦公地方也沒有。事實上，現時大部分長者鄰舍中心的面積均低於標準。 至於其他服務單位也常見不夠空間使用的情況，例如「到校學前康復服務」，雖然大部分服務在幼稚園進行，但一些幼童大肌肉訓練需要配合各種大型訓練器材。現時缺乏服務處所，致使幼童需要跨區到特定中心接受訓練，這對家長和幼童也不便。此外，日間幼兒服務也有很大需求，不少婦女及家庭均埋怨服務不足，未來必須大幅增加服務單位。 如果政府能夠善用這200億元購置設施，不但方便服務使用者，也能酌量減少服務輪候時間。然而，為釋除疑慮，購買物業過程必須盡量透明，與社福界商議，並向公眾清楚解釋所需服務的必要性。 當然，最理想是政府做好長遠福利規劃，無論在規劃用地或賣地時加入條款，預留處所作區內社福服務發展之用，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出現社福設施嚴重不足的情況。 (文章刊於2019年3月12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網絡惡作劇「Momo挑戰」的傳聞鬧得沸沸揚揚，孰真孰假，都令家長感到擔憂。其實，讓子女接觸互聯網世界，又豈止這類極端片段，即使每天花大量時間於網上遊戲或觀看各式錄像或短片，也可能造成另一個問題：上網成癮。就連遊戲開發商也注意到這點，最近為王牌遊戲推出「兒童鎖模式」，必須有其監護人完成「解鎖」，才能讓年輕用戶進入遊戲，而且每日限玩1小時。  然而，這些強制措施總不及及早教育，讓子女懂得自律。回想當初，父母往往便是為他們打開互聯網大門的人。互聯網或電子產品，是「電子奶咀」還是學習和生活工具，家長的角色尤為重要。 許多社會服務機構關注到這個問題，近年推出相關服務，而今年的「國際互聯網安全日」，特別為有子女就讀幼稚園或初小的家長舉行分享會，支援家長正確地為年幼子女定義互聯網的使用，以至學習安全使用網上資源，與及如何處理因上網而產生的親子衝突。 根據前線同工的經驗，與子女訂立「上網合約」很有效，簡單而言就是約法三章，共同擬訂何時可以上網、使用時限、所須完成的家務及功課，以及適當賞罰。當中最重要的是身教，你可想像，家長要求子女不能在進餐時上網，而自己卻不斷觸掃手機，這又如何令子女信服。 資訊科技對子女成長有深遠影響。如何讓子女成為負責任的網絡公民，家長的循循善誘極為重要。 (文章刊於2019年3月5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據國際評估，香港教育制度素來有「優異而平等」（excellent but equal）的說法，尤以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結果最明顯。與其他地區比較，香港學生學術水平名列前茅，卻與家庭背景關係不大，教育不平等問題不算嚴重。 不過PISA數據來自15歲同學，亦即中三左右；但教育對學生職涯發展，多以中學畢業後的進路影響更大。本文嘗試整理數據，希望以4幅圖幫助大家看懂青年就業與教育均等問題的真象。 首先，我們向統計處索取了2016年人口普查的未公開數據，再聚焦全港約64萬20至29歲在職青年人口。沒有大學學歷的在職青年人數共39萬，佔整體在職青年60.5%，有大學或以上學歷的則佔39.5%。 學歷愈高高收入者愈多 常有人說大學學位不值錢，是否升讀大學再沒有什麼意思。這究竟是否屬實？我們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分析20至29歲青年的主要工作收入和學歷，就明顯看見無論現在學位如何「貶值」，青年收入和學歷仍有非常明顯關係。 從圖1可見，學歷愈高，有較高收入的青年百分比愈大。沒有大學或以上學歷者，月入1萬元以下佔20.8%，而月入2萬元或以上的只有11.6%；有大學或以上學歷者，月入1萬元以下只佔4.4%，月入2萬元或以上卻有43.1%。 若教育機會均等，學歷決定收入大致是香港市民都接受的結果。然而在現今香港，進大學的機會是否均等呢？ 我們再看看父母社經地位與學歷的關係。圖2把父母按總收入分為5個收入組別，分析父母收入對青年修讀大學機會的影響。結果顯示，父母總月入為1.5萬元以下的青年，只有36.6%達大學或以上學歷；父母總月入為8萬元或以上的青年，則有85.5%達大學或以上學歷。 我們亦進一步把完成及正在修讀大學或以上學歷的青年，分為於本地升學、於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升學，及以其他途徑升學（包括中國大陸、澳門、台灣、其他國家、遙距課程及聯合課程）作分析，則發現父母月入8萬元或以上與月入1.5萬元以下的青年，前者升讀本地大學的比率，比後者只多15.3個百分點，但於英、美、加、澳或紐升讀大學的，前者比後者多33.3個百分點。可見較低收入家庭與升讀大學比率的差異，最主是因為富裕家庭有較大能力送子女往海外升讀大學。 不過因現時人口普查只會調查居於同一住戶內不同成員的親屬關係，上述分析結果有一定偏差，因我們只能集中分析與父母同住在職青年的狀况，沒有與父母同住的青年（約佔17%）則未能分析，這些青年有較大機會是有相對高的收入條件（以至有經濟能力搬離父母）。 幸好，由中大何瑞珠教授領導的研究數據補充了一些資料。他們曾研究2012年參與PISA研究的同學，跟進他們在15歲後的發展。於2014年11月調查來自逾120間學校的1552名學生，他們在受訪期間已中學畢業，並循不同途徑升學或就業。圖3顯示他們畢業後不同進路與家庭社經背景（以家長教育程度、職業類別及家庭擁有的資源評定）的關係。家庭社經地位最高的同學，多為畢業後升讀大學，海外升學的又比本地升學的社經地位為高；相反，家庭社經背景最低的，則較多屬無法升學，要投入勞動市場。這些數據說明，無論在PISA研究中香港學生的平均表現有多好，但到了最關鍵的文憑試及升讀大學時，家庭背景仍然是影響升學機會的十分重要因素。 因家境而造成教育機會不均，影響青年職涯前景，進而造成收入差距。圖4比較在不同地區取得學士或以上學位的青年的月入。20至29歲而其學位在英美澳紐加等先進國家獲取的年輕成人，工資略高於在港獲取學位的年輕成人，主要反映在較多人（23.9%）在月入3萬元或以上的群組。而在其他地區（內地、台灣為主）取得學位的青年，則只有12.1%取得3萬元或以上工資，比例也低於本地大學畢業者（15.2%）。現在有不少基層同學因未能進入本地大學而轉到內地、台灣升學，但本地勞工市場對這些學歷的認受性如何，仍是一大疑問。 香港應檢視政策減青年上流障礙 香港基礎教育表現良好，在普及中小教育體系下，學生成績相對其他地區優異而差異不大，家境因素亦無大影響。然而公營高等教育情况卻不同，在學額有限的情况下，父母社經地位影響青年獲高學歷的機會，進而影響其就業發展機會。 若公立及私立大學學位能適度增加，低下階層的在學青年可望有更多升讀高等教育的機會。然而對於過去已失去有關機會的在職青年，社會能否給予他們機會，透過持續進修獲取更高學歷以改善職涯發展前景？現時香港專上教育對在職人士的支援嚴重不足，例如大部分兼讀制課程都沒有政府資助。環顧不少國家如新加坡、韓國等，都已制定全面的終身學習政策，香港亦應檢視相關政策，減少低下階層青年的上流障礙。 作者趙永佳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黃健偉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 《2019年3月4日於明報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