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臻： 政府日前舉行扶貧高峰會，即使計及政府恒常現金措施，香港貧窮人口仍高達101萬，貧窮率達到14.7%。許多關心貧窮問題的人士，社福機構及基層團體的代表都來了，唯獨少了作為社福界立法會議員、與我們並肩倡議扶貧工作的你，不過我肯定你仍然為改善貧窮人士生活著急。 由如何協助就業、支援照顧者，以至動員其他界別等等，出席高峰會的人士提出很多質詢和意見，當中亦有提及綜援制度，政府指現時正就綜援制度內的特別津貼作出檢討，這亦是三會一方（社聯、社協、社總及臻辦）過去幾個月其中一項重點倡議工作。 此外，勞福局局長指政府大部份服務均是由非政府機構發展先導計劃，證明有效之後，再納入為常規服務。他指政府的配對基金，便是要鼓勵商界及非政府機構合作，發揮創意和發展創新服務，推動民商官合作。 舉辦扶貧高峰會的意義在於讓政府最高層官員聆聽民間意見，讓持份者可以透過高峰會提出建議。其實，促請民間參與又豈只一年一度一個早上的高峰會，政府應在其餘364.5日繼續虛心聆聽市民意見，渠道應更多更廣，開誠布公才是建立社會共識的關鍵。 未來幾個月，我們會繼續跟進相關倡議工作，雖然少了一個人，但正如臻辦仝人所言，希望每個人也多行一步，堅定前行。 最後，祝你早日康復。 海偉 2019年5月14日 文章刊於2019年5月14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香港對於公民社會的大型研究不多，特區政府在本世紀初曾進行一項概況研究 （landscape study），而社聯則在2006年完成一項公民社會指數（Civil Society Index）， 簡稱CSI研究。 CSI由一個國際組織建立，已有數十個國家及地區參與，透過研究公民社會的結構、價值觀、環境及社會影響等四個面向的情況，深入了解當地公民社會的發展水平。 這次研究的規模相當大，我們向超過800個公民社會團體發出問卷，向28位持份者作出一對一的深入訪談，分析了兩份報章及一個電視台有關公民社會的新聞報導，進行了三項政策影響評估，以及研究了十間上市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 研究結果顯示，香港公民社會得分最高的是價值觀及社會影響，反映香港公民社會普遍支持民主、透明、包容、非暴力、兩性平等等原則。而公民社會在消滅貧窮和保護環境的表現，也反映其對社會政策及社會發展的影響力。 得分較低的是結構和環境。研究反映市民對公民社會的參與不夠深入，而公民社會團體之間亦欠缺互動及合作；另外，香港對公民社會的相關法例及保障也甚為缺乏。 為進行這項大型研究，社聯邀請了港大、中大及理大四位教授參與研究隊伍。無獨有偶，四位教授都是姓陳的，其中一位便是陳健民。 在參與佔中前，陳健民一直致力在內地進行有關公民社會的研究及發展工作，與內地政府關係良好，屬於少數可以與內地政府合作進行相關研究的香港學者。過去二十年，內地政府對公民社會的政策就好像鐘擺一樣，時寬時緊，陳健民把握契機在內地推動公民社會發展，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參與佔中後，陳健民在內地的研究工作完全停了下來，在其他學者眼中，其實是很大的犧牲。當然，現在看來，犧牲的不只是事業，還有家庭生活及個人自由。這份對民主的承擔及情操，實不能簡單用「天真」兩個字形容。 文章刊於2019年5月7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社聯在10多年前與一位法律學者合作制定「法治指數」，以補充「社會發展指數」的不足。 「社會發展指數」包含14個不同範疇，由47個客觀指標組成，每兩年公布一次以監察香港社會發展的進程。這14個範疇包括健康、房屋、教育、政治參與等等，但不包括法治，原因之一是難以透過客觀指標釐定香港的法治狀況。舉例：刑事或民事訴訟多了，貪污舉報數目多少，都不能說明到底法治有否改善。 討論如何制定「法治指數」的過程相當艱巨，因為沒有其他國家的經驗可以參考。記得那位法律學者曾經說，可以找研究員在馬路旁邊點算遵守交通規則的行人數目及比例，已經可以反映市民對法律是否尊重。雖然我們沒有採用這個方法，但卻是很好的提醒，所謂見微知著，我們實不應忽略微小的地方。 最後我們訪問了19位與法治有關的專業人士，包括法官、立法會議員、律政司及執法部門的人員、以及法律從業員。我們先提供了相當全面的客觀數據，然後請他們對法治的不同範疇作出評分。 當年這個「法治指數」的得分是75分，算是位於高水平，但回應我們問卷的專業人士亦提出了一些隱憂，擔心法治水平會進一步下降。他們列舉的例子包括：香港訴訟費用高昂、司法部門案件繁多引致延誤、人大釋法、以及律政司的起訴決定等。 當年這位十分重視法治，願意義務協助我們完成這項研究的法律學者正是戴耀庭。今天他因為發起佔中，提出透過違法達義以促進香港民主發展，結果在上星期被判入獄。 究竟是甚麼令這位學者走上抗爭路？ 有人說提出佔中的人天真。我想，除了天真之外，還有一份對公義的執着，以及推動社會發展的夢想。 (文章刊於2019年4月30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200億元購置約60個非住宅私人物業，作社福設施用途，隨即惹來一些爭議，有說托巿，亦有人批評騷不著癢處。但對於長期缺乏服務處所的社福界而言，這卻是一度救急良方。 須知道覓地不易，而每當設立福利設施，地區總有不同聲音，尤其涉及精神復康服務的，情況就更複雜。舉個例子，全港24個精神健康中心，只有15個有永久會址，餘下就只能暫寄居於其他服務單位，對服務使用者構成不便。 就算沒什麼爭議的服務，也出現設施短缺的現象，例如每區的長者鄰舍中心，服務不斷增加，人手也多了，但中心面積太小，許多同工連辦公地方也沒有。事實上，現時大部分長者鄰舍中心的面積均低於標準。 至於其他服務單位也常見不夠空間使用的情況，例如「到校學前康復服務」，雖然大部分服務在幼稚園進行，但一些幼童大肌肉訓練需要配合各種大型訓練器材。現時缺乏服務處所，致使幼童需要跨區到特定中心接受訓練，這對家長和幼童也不便。此外，日間幼兒服務也有很大需求，不少婦女及家庭均埋怨服務不足，未來必須大幅增加服務單位。 如果政府能夠善用這200億元購置設施，不但方便服務使用者，也能酌量減少服務輪候時間。然而，為釋除疑慮，購買物業過程必須盡量透明，與社福界商議，並向公眾清楚解釋所需服務的必要性。 當然，最理想是政府做好長遠福利規劃，無論在規劃用地或賣地時加入條款，預留處所作區內社福服務發展之用，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出現社福設施嚴重不足的情況。 (文章刊於2019年3月12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研訊》2017-2018第四期：香港發展指數 2018 Size : 331.7 kB Format : 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