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發表《財政預算案》在即，公眾期望政府有良策兼有財政承擔地改善巿民的生活，尤其基層家庭的苦況，如何提供適切的基層住屋成為焦點，一些民間團體，政黨和智庫都提出設立更多過渡性房屋。作為這類「社會房屋」的先導機構，當然支持建議，但其實這不但是房屋政策，更是一項涉及社區融和的社會服務項目。

一年多助200基層家庭

社聯前年九月推出「社會房屋共享計畫」，至今已有一年多，暫已促成二百多個社會房屋，讓二百個基層家庭、超過五百八十名本來居於不適切住房的住戶入住，在漫長的公屋輪候期間得到喘息。民間社會逐漸醞釀出一股潛力，嘗試在公屋及私樓以外提供的可負擔的住房，回應香港基層住屋問題。

計畫亦吸引不少有心業主參與，以低於市值租金水平出租閒置物業單位。不過，計畫始終依賴民間機構的資助及推動，能推出的社會房屋數目及規模有限，加上接獲的小業主單位大多超過五十年樓齡，在裝修津貼有限之下，即使只做基本翻新仍甚具挑戰。除非得到政府支持，向業主提供稅務優惠作為參與誘因，增加多類型的出租單位，並提供足夠的裝修費資助以翻新破舊單位，否則要短期內大幅增加單位有一定難度。

另一邊廂，「組合社會房屋計畫」的發展潛力則頗大。根據本土研究社的調查，保守估計政府現時在鄰近市區及擴展市區有超過二百五十公頃的臨時閒置用地，包括短期租約用地及臨時政府撥地，相等於十三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若政府開放這些閒置土地予社會服務機構或社會企業興建組合屋，將可大幅增加社會房屋的供應。

社聯預計今年底推出的深水埗南昌街項目佔地零點一公頃，可提供九十個組合屋單位，每個單位供一戶獨立居住約兩年，在社工協助下重塑個人財政、身心健康、社交、家庭關係等各項生活資本。

南昌街提供90組合屋單位

目前一般家庭的公屋輪候數字已達十五萬宗，平均輪候時間需五年半，另外十多萬單身非長者的輪候時間則更長。不少輪候者只能屈居劏房、板間房、籠屋、以至工廈等不適切住房，環境狹隘，租金愈來愈貴，對住戶的身心與財政都帶來負面影響，尤其影響孩子成長。試想像若有二百五十公頃土地興建組合社會房屋，將可惠及多少瑟縮劏房的基層市民？

政府既然認同社會房屋的效用，應投入更積極的政策參與，創造更有利社會房屋發展的條件。而設立專項撥款的「社會房屋基金」更是當務之急，政府可先動用二十五至三十億元作啟動基金，其中約九成用作興建組合屋和提供社會支援服務的費用，預計可推出近五千個組合屋單位，假設臨時官地的租期不少於五年，估計有至少一萬戶居住，每戶居住期至少兩年。當土地的租約完結後，組合屋可以拆卸，搬去其他地盤重新組裝，循環使用約二、三十年。

五年助一萬二千基層家庭

其餘部分可用於翻新閒置單位，預計可帶來逾一千二百個社會房屋單位，約一千八百個基層家庭受惠。以二十五億元的「社會房屋基金」計算，總數可提供超過六千個單位；五年後，可令一萬一千八百多個基層家庭受惠，並且得到相關社區支援服務。

另外，不時聽到機構和社企反映想要參與推動社會房屋，卻因資源短缺而有所猶豫，倘若基金涵蓋社會服務費用，定能鼓勵更多機構的參與、提供更多元化的社會服務，服務對象亦可更廣泛。另一方面，亦可着手研究改建空置校舍和工廈，增加社會房屋的單位。

至於「社區支援服務」是社會房屋的核心元素，兩者互相扣連，缺少其一都無法達成意義。負責營運項目的社會服務機構或社會企業不止為入住基層家庭解決住屋問題、改善生活質素，同時提供針對住戶個人發展以及社區為本的社會服務，達至改善他們貧窮和社會孤立的處境。

具體說，社工會支援住戶學習生活技能，例如個人儲蓄及認識社區資源，以增強他們面對逆境的信心與能力，提升他們在私人市場租賃之能力，協助租戶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協助住戶通過學習群體生活及營造社區，與鄰居及外界建立關係，改善自己的生活質素，並且得到社區人士的認同。

各種社會房屋應運而生

目前各社會服務機構營運的社會房屋計畫具特色，有的主要服務單親家庭，讓「同路人」共住共生、互相照應（由聖雅各福群會營運的旺角豉油街「雅軒」）；有的着重街坊身體力行的參與，主張「共管」，亦有「樓長制」動員街坊（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營運的土瓜灣道「好鄰舍」）；有的引入「以工換宿」概念，引入青年力量，協助管理及組織活動（由救世軍營運的下鄉道「住+」）。街坊的轉變有目共睹，不時都聽到同事報來很窩心的街坊故事。

推動社會房屋的路程上充滿挑戰，每一步都不容易，每天都在學習。每次與住戶見面的時刻都是我們的強心針，看到孩子得到較合適的活動及學習空間，都鼓勵着我們要找方法行得更遠。這絕非民間能獨力負上的責任，唯有政府的投入，才可孕育出更多不同的社會房屋服務形態。

 (文章刊於2019年2月18日《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