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发表《财政预算案》在即，公众期望政府有良策兼有财政承担地改善巿民的生活，尤其基层家庭的苦况，如何提供适切的基层住屋成为焦点，一些民间团体，政党和智库都提出设立更多过渡性房屋。作为这类「社会房屋」的先导机构，当然支持建议，但其实这不但是房屋政策，更是一项涉及社区融和的社会服务项目。

一年多助200基层家庭

社联前年九月推出「社会房屋共享计画」，至今已有一年多，暂已促成二百多个社会房屋，让二百个基层家庭、超过五百八十名本来居于不适切住房的住户入住，在漫长的公屋轮候期间得到喘息。民间社会逐渐酝酿出一股潜力，尝试在公屋及私楼以外提供的可负担的住房，回应香港基层住屋问题。

计画亦吸引不少有心业主参与，以低于市值租金水平出租闲置物业单位。不过，计画始终依赖民间机构的资助及推动，能推出的社会房屋数目及规模有限，加上接获的小业主单位大多超过五十年楼龄，在装修津贴有限之下，即使只做基本翻新仍甚具挑战。除非得到政府支持，向业主提供税务优惠作为参与诱因，增加多类型的出租单位，并提供足够的装修费资助以翻新破旧单位，否则要短期内大幅增加单位有一定难度。

另一边厢，「组合社会房屋计画」的发展潜力则颇大。根据本土研究社的调查，保守估计政府现时在邻近市区及扩展市区有超过二百五十公顷的临时闲置用地，包括短期租约用地及临时政府拨地，相等于十三个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若政府开放这些闲置土地予社会服务机构或社会企业兴建组合屋，将可大幅增加社会房屋的供应。

社联预计今年底推出的深水埗南昌街项目占地零点一公顷，可提供九十个组合屋单位，每个单位供一户独立居住约两年，在社工协助下重塑个人财政、身心健康、社交、家庭关系等各项生活资本。

南昌街提供90组合屋单位

目前一般家庭的公屋轮候数字已达十五万宗，平均轮候时间需五年半，另外十多万单身非长者的轮候时间则更长。不少轮候者只能屈居劏房、板间房、笼屋、以至工厦等不适切住房，环境狭隘，租金愈来愈贵，对住户的身心与财政都带来负面影响，尤其影响孩子成长。试想像若有二百五十公顷土地兴建组合社会房屋，将可惠及多少瑟缩劏房的基层市民？

政府既然认同社会房屋的效用，应投入更积极的政策参与，创造更有利社会房屋发展的条件。而设立专项拨款的「社会房屋基金」更是当务之急，政府可先动用二十五至三十亿元作启动基金，其中约九成用作兴建组合屋和提供社会支援服务的费用，预计可推出近五千个组合屋单位，假设临时官地的租期不少于五年，估计有至少一万户居住，每户居住期至少两年。当土地的租约完结后，组合屋可以拆卸，搬去其他地盘重新组装，循环使用约二、三十年。

五年助一万二千基层家庭

其余部分可用于翻新闲置单位，预计可带来逾一千二百个社会房屋单位，约一千八百个基层家庭受惠。以二十五亿元的「社会房屋基金」计算，总数可提供超过六千个单位；五年后，可令一万一千八百多个基层家庭受惠，并且得到相关社区支援服务。

另外，不时听到机构和社企反映想要参与推动社会房屋，却因资源短缺而有所犹豫，倘若基金涵盖社会服务费用，定能鼓励更多机构的参与、提供更多元化的社会服务，服务对象亦可更广泛。另一方面，亦可着手研究改建空置校舍和工厦，增加社会房屋的单位。

至于「社区支援服务」是社会房屋的核心元素，两者互相扣连，缺少其一都无法达成意义。负责营运项目的社会服务机构或社会企业不止为入住基层家庭解决住屋问题、改善生活质素，同时提供针对住户个人发展以及社区为本的社会服务，达至改善他们贫穷和社会孤立的处境。

具体说，社工会支援住户学习生活技能，例如个人储蓄及认识社区资源，以增强他们面对逆境的信心与能力，提升他们在私人市场租赁之能力，协助租户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协助住户通过学习群体生活及营造社区，与邻居及外界建立关系，改善自己的生活质素，并且得到社区人士的认同。

各种社会房屋应运而生

目前各社会服务机构营运的社会房屋计画具特色，有的主要服务单亲家庭，让「同路人」共住共生、互相照应（由圣雅各福群会营运的旺角豉油街「雅轩」）；有的着重街坊身体力行的参与，主张「共管」，亦有「楼长制」动员街坊（由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营运的土瓜湾道「好邻舍」）；有的引入「以工换宿」概念，引入青年力量，协助管理及组织活动（由救世军营运的下乡道「住+」）。街坊的转变有目共睹，不时都听到同事报来很窝心的街坊故事。

推动社会房屋的路程上充满挑战，每一步都不容易，每天都在学习。每次与住户见面的时刻都是我们的强心针，看到孩子得到较合适的活动及学习空间，都鼓励着我们要找方法行得更远。这绝非民间能独力负上的责任，唯有政府的投入，才可孕育出更多不同的社会房屋服务形态。

(文章刊于2019年2月18日《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