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应邀出席AM730举办的「土地小辩论公开论坛」，与世界绿色组织的余远骋博士不约而同谈到基层住屋需要，以至居住环境恶劣对年轻一代的影响。
楼价高，租金贵，远远抛离一般打工仔的薪金，稍有经济能力的中产人士无论租屋或供楼的负担不断增加，但住屋条件没有改善。基层市民的选择就更少，未能入住出租公屋（上楼）的只能在昂贵的私人市场中寻找勉强可负担的劏房，即使居住环境极为恶劣，仍然有价有市；租金占开支比例达到44%，他们要压缩其他生活所需以应付租金。
现时就有近21万人居于劏房，许多更是不符合法例要求的不适切住房。这种情况至少要维持5年以上，皆因即使有资格申请公屋，现时的平均轮候时间已达5.3年，有些个案的轮候时间更长，状况很不理想。
然而，土地房屋问题牵涉复杂利益，政府应如何建立共识？看来不易，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提出十八个选项，每一个都有不少反对声音。即使谈论得最多和能够大幅增辟住屋用地的选项，例如收回粉岭高球场和于维港以外填海，也有团体反对。
大家都清楚明白，如果有完美而没有人反对的方案，政府亦不需要办一场「土地大辩论」。要在社会取得共识，市民、关注团体及利益板块固然需要在争议较少和可行性较高的方案上稍为让步，但政府亦需要与社会订定契约，承诺无论以任何方法增加的土地供应，在建屋用地上规定七成或八成为公营房屋，当中又不少于一半为出租公屋，这是最低限度的诚意了。
否则，各不相让，基层只有无止境的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