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笔者在中学任教,当时学运掀动了学校上下,校长、教职员及学生都为事件着急、悲痛和愤怒。校内有讨论学运的聚会及展览,师生也一起参与游行。
六四事件影响几代香港人,唤起了大部分沉默香港人对政治的关注、对民主的坚持,亦影响了过去三十年的民主运动。
转眼三十年,纵使已忘了当时一些细节,但对于寻求真相,追求民主公义,身历其境的又谁能真正释怀。
三十年来,香港人继续参与国家发展,香港经济亦因而受益,但对国内民主、自由及法治仍然缺乏信心,今天港人对修订《逃犯条例》的质疑,亦源于此。
1989年笔者在中学任教,当时学运掀动了学校上下,校长、教职员及学生都为事件着急、悲痛和愤怒。校内有讨论学运的聚会及展览,师生也一起参与游行。
六四事件影响几代香港人,唤起了大部分沉默香港人对政治的关注、对民主的坚持,亦影响了过去三十年的民主运动。
转眼三十年,纵使已忘了当时一些细节,但对于寻求真相,追求民主公义,身历其境的又谁能真正释怀。
三十年来,香港人继续参与国家发展,香港经济亦因而受益,但对国内民主、自由及法治仍然缺乏信心,今天港人对修订《逃犯条例》的质疑,亦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