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识别后转介」是沿用已久、向情绪受困的年轻人伸出援手的模式。但社会事件及世纪疫症引发的「精神健康海啸」汹涌而来，旧有模式能否承接年轻人的需要？
邓：香港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校长
郑：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张：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社工张家宝
「先识别后转介」模式是否足以妥善响应这大时代的精神困扰？
邓：我们一直假设社会相对平和，人际间信任度高，校长只要寻找资源作出配对就好。但显而易见的是，香港今非昔比，学生对系统不信任，旧有的模式仍可行吗？这是我所担心的。
张：即使以往，也有学生以「垂直、zic zac、圆圈」等填法来敷衍了事。识别工具有效与否，取决于填表人是否愿意打开心窗，而若问卷要求留名，那么学生还要知道自己将向谁坦白。有些学生甚至会在自己的问卷上故意填上其他同学的名字。我不否定识别工具的价值，但在缺乏信任基础下，要怎样用才有效呢？这是我们要深思的。学生会问，填识别问卷有甚么意义？高分代表我有问题吗？如果我自觉没问题，那为甚么要给你识别？
郑：作为临床心理学家，我一般会告诉年轻人，所谓识别工具，只是用来理解他多一点，分数并不代表甚么。我们怎可能用九条问题去量化一个人？旧有的「先识别后转介」模式没效了，正如我们都回不了一年前的社会。
年轻人都不信任大人了？
张：学校社工常被学生视为学校的「爪牙」。去年九月，同事在中学做简单识别，请学生写出心声。有低年班同学叩问社会为甚么会变成这样，觉得人生没希望。也有同学直言死了更好。前线有前线的担忧，没出去的也有没出去的烦恼。年轻人都变得很敏感，有时社工因为担心他们，说一句不认同的话，他们就会退缩，不愿再沟通。
有同事跑去支持参与罢课的学生，负责的主席同学直言：「这阵子大家都承受很大压力，如有需要可找社工，但千万别甚么都告诉他。」同事于是每天都经过那群学生的班房，每天都去打招呼，直至学生主动来叩门，接着连主席同学也来倾心事了。我们都得用几倍的时间来建立信任。
郑：除小部分私人执业外，香港大部分临床心理学家都任职医院或政府机构，同样被视为建制中人。记得有「冲冲子」来见我，连在哪里读书都不肯说，全无信任可言。我告诉他，想讲多少就多少，也得保障自己。我们之间有权力差异，必须让年轻人明白自己的权益。我们见了四次，经历漫长的过程，释出很多的善意与尊重，他才愿意提起在警民冲突现场的经历。
邓：香港年轻人受西方教育洗礼，民主自由早植根，大家回想人生首次一人一票选举，很可能就是在学校发生。九七前或回归初期，学校慢慢由填鸭教育，转为多讨论多合作模式，讲求共同建构知识，不一定有标准答案。二〇〇〇年教育改革，推动自由民主是目标之一，引入校本管理是分权的过程。我们鼓励学生多角度思考，传授西方普世价值，到他们踏足社会，却是两码子的事，那你想学生怎样？香港教育其实很成功。
事情发展至今，掌权者觉得是学生的德育及价值观出了问题，自然想重新集权，课程愈管愈紧，中史得独立成科，国民教育及《基本法》教育必须上马。学校是公营系统的一部分，会被视为是执行政府指令的工具，学校和学生的张力会愈来愈大，这是学校的困局。
面对不被信任的僵局，怎样的新模式才能应对精神海啸？
郑：业界不能再专注于个人的行为情绪困扰，应由全人角度出发提供支持。社会事件后，我每次接触病人，内心都会带着一个小小的提醒，每个香港人都经历了疯癫的一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大家都成长了许多，特别是学生，远比我们想象中厉害，大多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而他们确是未来社会的持份者，为自己的将来发声，无可厚非，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处境和需要。如果我们还自恃「食盐多过你食米」去说教，死得。我们需要合力建构一个集结资源的平台，引入青少年参与，一起讨论资源运用，由他们决定怎样帮自己。否则我们这群「老饼」只会留在云上拼拚命做，完全无法着地。年轻人白辛苦，我们白忙。
张：有同事在学校很受欢迎，学生有事第一时间找他，原因是他曾经帮助被捕同学。也有同事因为在集会现场碰见学生，相对容易得到信任。至于中层人士，我只求自己别过早自我审查，未收到投诉前先别退缩，庆幸在这位置上，暂时还有一点自主度。
邓：早前有位旧生回来探望，他正在剑桥大读念社会学博士，有番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今年二十七岁，都无法了解十七、十八岁的学生，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校长，像你这年纪的人，经历过最美好的香港，人人讲制度，法治清清楚楚，专业都谨守岗位。
如今的年轻人开始懂得关心社会时，已是曾荫权或梁振英时代，他们从未见过美好的香港。」这或许正是很多人投身社会运动的原因。
如果要重燃年轻人对社会的信心，先要让他们知道，社会上仍有成年人愿意和他们同行，听他们说话，从他们的角度去想究竟有甚么可做，令香港变得更好。最简单一句，我们不会放弃他们，亦期望他们别放弃我们。
（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