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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持續，不時聽到有非政府資助的社會服務機構，反映籌款活動受阻，財政遇到困難。究竟這類機構有多少？社聯近490間機構會員中，就有七成以上(360間)沒有接受政府的資助，服務涵蓋不同範疇。一般來說，它們規模比較小，年度開支幾百萬，甚或只有幾十萬，知名度未必如歷史悠久的大機構高，但他們的工作同樣十分有意義，並具相當好的社會效益。 最近我們舉辦「最具成效中小型非政府資助社會服務機構獎」，來自商界、基金會、專業團體、政府部門及社福界等過百名領袖參與評審，選出十間上榜機構，包括： 「CareER Association Limited」- 為專上程度殘障青年人在職場上發揮所長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 讓肢傷殘人士互助自助 「膳心連基金有限公司」- 將商界剩食轉贈弱勢社群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協助受性暴力困擾女性 「關護長者協會有限公司」- 為低收入長者提供免費基層醫療社區護士服務 「國際十字路協會有限公司」- 接通世界提供慈善物資轉贈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倡議兒童遊戲權益 「音樂兒童基金會有限公司」- 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音樂學習機會 「兒童脊科基金有限公司」- 關注脊骨健康 「香港老年學會」- 推動安老院舍質素認證 這些中小型機構展現多元社會價值和堅實的信念，各有專注範疇，反應迅速，投入、細心和「貼地」、也善於動員社會資源。規模雖小，卻發揮重大功能。希望透過獲獎機構的故事，讓讀者認識中小型社會服務機構如何默默耕耘，為有需要家庭帶來改變和希望，相信日後能夠造就更多跨界別合作的機會 得獎短片： https://www.facebook.com/HKCSSfans/videos/334397354470827 文章刊於2020年9月16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日前一名母親疑因不堪照顧壓力，把二十一歲有中度智障的兒子勒斃。兒子之前一直居於特殊學校的宿舍，事發前數日因年滿二十一歲才離開宿舍搬回家中。今年五月，一名七旬母親亦與其智障女兒一起墮樓身亡。過去數年，香港不時出現因照顧家中的殘疾成員，壓力過大而導致的倫常慘劇。每次看到這些悲劇，都會感到心痛及無奈。 現時，智障人士等待入住政府資助的智障宿舍，平均要等十多二十年，在等候期間，便要留在家中由家人照顧。由於缺乏足夠的社區支援服務，家人往往需要每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照顧智障的成員，如智障成員有情緒行為問題或有過度活躍的情況，照顧的壓力便會倍增，家人的照顧困難及壓力實不足為外人道。由於住宿服務嚴重落後，原本應可由院舍負責的照顧責任，現在由資源匱乏的家人獨力承擔，當家人不堪壓力而爆煲，甚至出現一宗也嫌多的慘劇。我們應反省社會是否一直忽略了照顧者需要，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援。 家庭照顧者需要年中無休地負起照顧的責任，往往犧牲了個人的發展及生活，包括放棄工作擔任全職照顧者，以至犧牲個人的閒暇、社交及家庭生活。政府必須加強為家庭照顧者提供足夠的喘息服務，包括到戶的短暫託管服務、短暫住宿服務等，讓照顧者亦可如其他在職人士般，在需要時適當地休息及「放假」。 此外，為紓緩家庭照顧者的壓力或情緒困擾，政府亦應加強對照顧者壓力管理及情緒支援的服務，如透過熱線、小組訓練及個案輔導等方式，以及加強為家庭照顧者提供照顧技巧的訓練，尤其處理情緒及行為問題的技巧訓練。 現時在特殊學校及成年智障人士服務都有個案社工，但這些社工皆從屬於不同服務之中，如個案從一種服務轉到另外一種服務，會有機會出現服務「真空期」，情況很不理想。 其中一個解決方案是仿效外國的經驗，設立獨立於現有服務的個案管理服務，並以智障人士的家庭為服務對象，因應智障人士的不同人生階段，為有需要的家庭適時轉介至合適的服務。 說到底，這關乎整個社會和政府如何看待照顧責任及支援這回事，英國、澳洲、台灣及新加坡等地早有為照顧者制訂全面的政策，當中列明政府策略及願景，如澳洲的政策願景是照顧者受到社會的重視和尊重，並擁有參與經濟、社會和社區生活的權利和選擇，而英國的政策亦會為照顧者根據其個人需求而提供支援，使他們能夠在其照顧責任與個人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這些政策理念皆確認照顧者對社會的付出及貢獻，並重視照顧者的選擇，不會因照顧責任而犧牲個人的需要。基於這些政策理念，各地政府制訂各項具體措施以支援照顧者，包括推行照顧者運動、照顧者約章、提供喘息服務、制訂緊急照顧計畫、提供生活援助金、有系統的照顧技巧培訓，並且建立一站式的資訊平台等。 反觀香港，政府一直沒有訂立「照顧者為本」的政策，這是對照顧者的一種虧欠，也遠遜於其他地方，香港必須在支援照顧者方面大力加把勁。 文章刊於2020年9月16日《星島日報》 ...

疫情對本港經濟民生造成沉重打擊，對基層的影響尤其嚴重，生活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地。過去半年，社聯得到企業和基金捐助，為基層提供現金資助，四個資助計劃的受惠個案達到七千二百個。這些並非只是冷冰冰的數字，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基層人士和家庭，怎樣在困境中求存。 在處理資助申請期間，我們與社福機構了解過他們家庭背景和收入改變，租金資助和失業援助計劃的申請人當中，很多來自深水埗區和油尖旺區。許多申請人不是在疫情期間失去工作，就是收入大幅下跌，跌幅高達三成至超過八成不等。 數據顯示，申請失業援助的四人家庭個案於2019年第四季的平均月入約$15,000，但到2020年第一季時，收入跌至$4,200。其實大部分失業或劏房家庭的申請人，都難以維持基本生活，雖然他們或已跌入綜援網，但據前線同工的觀察，他們不想申請綜援，只希望得到短期應急支援，期望疫情過後能夠找到工作。 根據我們早前另一個調查，受訪的弱勢社群表示須節省各方開支，包括減少食物開支、子女學習費用、購物、動用積蓄、甚至要借貸來維持生活。進行調查時為今年四月，他們預計情況會持續至少三個月，結果實際情況更差，現在已是九月，疫情仍未過去。 專家們表示秋冬季疫情可能再次惡化，我們將會迎來第四波疫情，基層又如何能捱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坊間都在討論政府會否繼續派錢，但聽各方人士口風，都無法確定可能性。然而，無論如何，政府也必須在實行保就業計劃之外，盡快推行短期失業援助制度，以較寬鬆的門檻及簡易的審批程序，向面對失業或就業不足的市民發放現金援助，確保他們能夠維持基本生活。 文章刊於2020年9月9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社聯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已推行近三年，而全港首個組合社會房屋項目「南昌220」早前亦已竣工及入伙。過渡性社會房屋的發展已漸見雛形，除政府以短期租約出租政府土地外，不少私人發展商亦有捐地或借地予非政府機構發展社會房屋，同時誘發不同機構爭相學習興建社會房屋，但當中亦有不少困難。民間如何透過政府的支持及房企之間的分工，更有效率地增建可負擔房屋，大可借鏡外地的經驗，例如比利時及加拿大的社區土地信託。 增加可負擔房屋一直是歐美發達國家其中一個重要目標。除政府建房外，她們亦鼓勵民間機構成立社區土地信託，管理土地及增加可負擔房屋。社區土地信託顧名思義就是由跨界別的社區代表組成信託，管有土地，並制定目標及機制，持續提供社會住宅與配套設施。時至今天，這種非牟利的土地信託已廣泛應用在不同歐美城市，發展出獨特的第三部門房屋供應模式。 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在缺乏公營房屋的背景下，有六成居民只能租樓，當樓價及租金飈升，社會房屋的供應又緩慢，民間機構便在2008年一次的合作社房屋會議上發現社區土地信託的概念，並自發與政府官員一同前往美國伯靈頓市(Burlington)考察，參考獲聯合國頒獎，全美最大規模的Champlain Housing Trust。由於官民都十分欣賞社區土地信託模式，15間社會房企在2010年簽署約章成立社區土地信託平台，地區政府亦開展可行性研究，最後在 2012立法，將平台發展成布魯塞爾社區土地信託。 布魯塞爾：政府支援 由於得到政府所成立的房屋基金之資助，布魯塞爾社區土地信託有能力收購市區閒置用地，及其他在市區更新計劃下的政府土地，以釋放他們的使用價值，政府亦會協助她向發展商買地。在政府資助下，居民以入息不高於30%的低息貸款購入單位，供25年，居住年期達50年；若居民日後出售單位，他們能全數取回成本外，還可獲得物業升值的25%，讓他們可於私人市場置業；而物業升值的小部分(6%)會用於信託的日常營運，其餘則於下一次出售的價格中扣除，確保物業售價低於市價，持續協助當區的低收入家庭置業。此外它亦會聯繫大學，社企等組織推動居民參與，為居立建立鄰舍網絡。 温哥華例子：分工合作 同樣，在加拿大的温哥華也發展社會土地信託，原因都是因為市場過渡受私人發展項目主導，最終樓價與收入脫節，令許多市民面對住屋困難。當時市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決定成立專責小組，以象徵式租金及長期契約租出6塊土地興建社會房屋及合作社房屋，亦促成社會房企聯合起來，利用土地信託的模式向政府申請使用其中幾塊土地。温哥華社區土地信託專門管理土地和興建社會房屋，而聯盟內的房企則負責編配房屋及向居民提供服務，分工合作，加快供應。 不同於布魯塞爾，溫哥華的社區土地信託主要發展可負擔的出租房屋，並利用盈利較高的項目補貼資助項目，以維持整體財政的可持續性。信託在不同地點提供不同類型的可負擔房屋，有些項目的租金水平可低至市值23%，適合貧窮家庭居住，亦有些項目的租金水平稍高，對象是中等收入住戶。由於地契租期較長，項目可作長遠營運，在扣除營運成本及償還貸款後，信託平台可將盈利用於開展新的項目，或向租戶減租。 多元化房屋項目 社區土地信託是一種由民間主導的社房發展機制。比利時及加拿大是其中一個有發展「社區土地」的國家，透過跨界別非牟利機構吸納土地，以信託理念推動項目的發展，增加多類型社會房屋的選擇。在發展項目期間，不同持份者可參與規劃及設計，期望所發展的房屋能夠建立小社區，滿足居民需要。 香港也應參考這種模式，民間決心，社會房企在房屋供應上的分工，以及政府的積極配合，均是增建可負擔房屋的關鍵因素。 兩地社區土地信託特色 比利時 布魯塞爾 加拿 大温哥華 社區土地機構 由15個房屋及社福機構成立的社區土地信託平台，由三方代表管治-包括社會房企/居民代表、政府代表及跨專業代表 由卑詩省房屋合作社聯盟成立的温哥華社區土地信託基金，由 聯盟12名董事 （代表 250多間合作房企）管治 發展目標 建出售社區房屋及社區設施例如社區託兒，社區園舖，社區藥房等等 建出租社區房屋及社區設施 政府角色 設立房屋基金，資助信託買地及低收入家庭置業 向發展商收購土地，以低價批地予信託；政府房企提供建屋資助 地權 信託持有土地 (55年)。 政府持有土地，以99年長期契約租予社區地信託基金。 土地 利用市區閒置用地及在市區更新計劃下的廢地 官地為主 營運 信託平台負責買地、發展、管理、招募用家；又與社企、社福機構或大學合作，推動居民參與 信託基金負責租地及發展；營運機構負責管理物業、招募住戶及提供社會服務支援 資金來源 政府資助； 在物業轉讓中收取小部分費用作平台的日常營運 租金收入； 透過資產組合管理模式，項目互補； 公益金融投資者提供借貸 陳子晴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項目主任 文章刊於2020年9月6日《星島日報》 ...

新學年在疫情陰霾下展開，雖然政府剛公布於9月下旬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但學校這三星期仍然要以網上授課，即使之後恢復面授課堂，但疫情反覆，誰都說不定又可能要回到屏幕面前。然而，一眾基層家庭在網上學習方面其實面對著不少困難，令學習過程受阻，值得大家關注。 社聯旗下「有機上網」的調查發現，約兩成基層家庭完全沒有電子器材，學童基本上都是借用父母的智能手機上課。另外一些居住於劏房的學童，家中甚至沒有上網服務。調查指，基層學童即使家中有電子器材，也需要與其他家庭成員共用，而且器材未必能配合電子學習需要，例如屏幕太小、沒有視訊網路攝影機、網速太慢等，導致學童未能穩定參與課堂直播，限制了學習機會。 有前線服務單位亦反映，不少基層家長不諳資訊科技，未能支援子女電子學習，並會因為未能向子女提供電子學習設備而愧疚，而基層學童也因欠缺相關配備而感到羞愧。 在如此情況下，有基層學生結果天天盯著手機上課，網路訊號差，聽不到老師講課，看不清筆記內容，連功課也做不成。有學生或許也怕上課時，家人「亂入」及暴露家庭環境，難以專心讀書。基層學生於網上學習的質素及成效可想而知。 疫情下，網上學習突顯本港仍然存在數碼鴻溝，削弱基層孩子平等學習機會。關愛基金目前有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但在執行細節和宣傳上亦有改善空間。至於「有機上網」也會積極聯繫資源，加強上網服務、硬件配套、推廣正確使用互聯網及家長教育等，以支援基層家庭。 電子教學將是未來教育新趨勢，混合面授與電子教學的學習模式或會愈來愈普及。社會有必要協助基層家庭解決網上學習問題，盼望各界多點了解基層學生的學習需要及難處，為他們帶來希望、機會與選擇。 文章刊於2020年9月2日《AM730–蔡海偉網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