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圍繞「綠置居」的討論很多，在增加綠置居供應的同時，社會都希望切勿影響公屋供應數量。其實，除了建屋，還有社會服務配套的問題，值得深思。 一個理想的公共屋邨配套，除了交通完善、有街市、公園，亦應有各式由政府或社福機構營運的服務，例如家庭服務中心、長者地區中心等，為基層居民提供適切的支援。 不過，綠置居雖然是全邨賣掉，但其業主其實是前公屋租戶，只是他們稍有能力購買低價公型房屋，唯他們可能仍需要一些社會服務支援。 問題是綠置居本質是私人屋苑了，房委會又是否有權，抑或有能力說服業主立法法團在屋苑內規劃社會服務施設，例如在樓宇平台層出租商舖予社會福利機構，以便提供服務。若以一般私人屋苑的管理模式，有時會過於強調業主的私隱及規範權力而忽略公共利益。即使服務單位設於屋苑商場，會以昂貴的巿價租金出租予福利機構嗎？社工義工又能否進入大門深鎖的屋苑範圍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服務？ 根據租者置其屋計劃(租置計劃)的經驗，租戶和業主同住一邨，業主與邨內學校及社福機構不時發生矛盾，或令有需要租戶得不到所需支援，而願意出來組成法團的業主亦受到責難。就像發生母子雙屍案慘劇的屯門山景邨，區內的服務單位早就反映義工進入大廈家訪也遇困難。 故此，政府在考慮常規化及大量增設綠置居時，需要在公契或一些行政措施著手，預留單位供社福機構提供服務，確保有服務據點以建立適切的社區支援網路，避免因減少興建出租公屋而影響社會福利服務設施的供應。 (文章刊於2017年10月31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美沙酮，公眾大概都曾經聽聞這種受管制藥物，不過未必有很多人知道美沙酮的最大用途是代替吸食海洛英及鴉片類藥物，並提供渠道接觸吸毒者，從而有系統地就吸毒行為作出勸喻和某程度的管制，盡量緩減毒品對個人及社會帶來的損害。這種模式稱為「緩害」，在今天社會，「緩害」措施許多時候較硬性立法戒毒來得有效。 最近在香港舉行的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上也有談到這個模式，來自港澳與內地近三百位禁毒工作者，互相交流禁毒經驗，當中包括預防教育及宣傳、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毒品政策及研究工作。  三地面對類同的毒品問題挑戰： 1) 吸毒數字雖表面下降，但吸毒問題愈呈隱蔽化，更難確定吸毒者實際數目 2) 毒品種類日新月異，冰毒（甲基安非他明）已漸漸取代K仔（氯胺酮）成為最常被吸食的毒品，而冰毒對腦部及其他身體機能的遺害更大，容易產生幻覺幻聽等精神病徵，嚴重的甚至有抑鬱、自殺傾向。 除了在減少供應和減少需求方面著手，禁毒工作者重提「緩害」的重要性。目前香港方面有幾個策略，美沙酮是其一，還有為了預防傳染病在注射毒品者群組中感染，而呼籲吸毒者切勿與人共用針筒、避免同時服用酒精和不同種類的精神藥物等。內地與澳門亦已推行有效的緩害措施，澳門近年修法，實施交換針筒計劃。香港至今仍未開展相關的緩害措施，落後於歐美澳紐及很多亞洲國家。 然而，對於冰毒問題則要透過跨部門、跨界別（社福、醫護、教育）的協作、加強醫療及家庭支援、前線同工培訓、進行追縱研究、改善數據系統，從而開發適用於精神藥物的緩害手法和制訂全面的禁毒政策，在執法、預防、治療、緩害各領域推行有效措施。正值保安局禁毒處現正制定第八個《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的三年計劃2018-2020》，期望當局與禁毒界別緊密連繫，繼續推動禁毒工作。 (文章刊於2017年10月24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隨著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士踏入老年，預期未來人口將持續老化，而且非常急速。面對這樣的高齡社會，究竟我們準備好了嗎？人在老年，最擔心的是貧病交迫，由疾病預防，治療和照顧，以至退休保障，新一屆政府又能為基層巿民帶來希望嗎？勞福局局長用「海嘯」來形容人口高齡化的速度，引來社會不少迴響，政府除了發出警號，又有沒有提出應對的策略及藍圖？ 2016年人口資料： 居港人口：734萬 年齡中位數：44.3歲 長者人口：116萬 長者占人口比例：16.6% 平均預期壽命：男81.3年，女87.3年 按現存公營醫療體系，基層市民生病了，要輪候數小時才能接受門診服務，假如是長期病患或一些專科服務，輪候一年以上是常態。現時香港的基層醫療服務不但長期供不應求，更加各自為政，很多長者都要長期在多個專科門診接受治療，各專科之間又缺乏溝通，加強醫療服務及協調是各階層的訴求。然而，除了求醫問診之外，巿民還有許多生活上的決定需要專業支援。 這屆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提出設立「地區康健中心」，由政府出資邀請非牟利機構協助營運，期望發揮醫社合作的功能。中心將不設醫生，由護士等提供身體健康檢查、職業治療、物理治療、視光師或藥物指導等服務。 這類預防及支援服務的成功關鍵在於能否做到一站式管理市民及長者的健康，小至安排一起做運動、提供飲食意見，大至治療病痛、轉介醫生。除了政府提出的健康檢查及各式治療專案，也應該考慮以下具體工作： 社區內的家庭醫生或其他基層醫療單位可以轉介病人到中心接受社區健康／複康服務，使中心能配合基層醫療系統提供社區及行為健康層面支援，支援長者在社區內健康生活。 加強社區網路作為長者健康支援的重要能力，為長者提供飲食、保健、照護和基本醫療資訊和相關服務資訊。 聯繫病人組織，透過同路人的朋輩互相，維持正向人生。 投入資源讓社區團體組織長者參與適合他們的體質和興趣的運動、舉辦地區或全城長者運動項目。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記者會上承諾，葵青區只是第一個試點，將會應試點計畫的經驗，逐步在各區設立地區康健中心。醫社合作模式遍地開花之時，就能成功新增一層醫療防護網，同時為照顧者提供更好的支援。與此同時，政府應檢視現時18區長者健康中心的角色，避免架床疊屋。 在擴展公私營協作、發展社區醫療系統之時，政府亦應投入相應資源予公營、私營、非政府機構發展，並且就長期護理需要共同商討回應策略及作培訓人手之準備。 老年另一個憂心問題是如何能維持基本生活，清貧長者固然三餐不繼，稍有積蓄的長者也難保足夠維持生計。 根據社聯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就施政報告中的扶貧措施進行民意調查，71%受訪者認為香港有需要推行全民養老金制度以改善長者的退休生活。值得留意的是，三個年齡層中，青年支持推行全民養老金的比率高達82%。同時，中產階層對全民養老金的支持率亦是各階層中最高，反映當政府將退休制度視為扶貧措施時，很多夾心階層均特別憂慮。再者，無論學者及民間的方案，均顯示全民養老金制度具持續性，切實可行。 退休保障目的在於對長者提供持續保障，不單扶貧，而是一項關乎緩解長壽風險的重要投資。面對人口高齡化這個不可逆轉的浪潮，「長者是否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在社區安老」是個重要的社會議題，衍生出地區醫療、社區照顧服務、院舍照顧服務比例失衡等問題。 雖然政府推動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但強積金覆蓋有限，未能惠及許多基層人士及長者。縱使推行終身年金制度，受惠的亦是較富裕的一群。政府應重新考慮全民養老金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保險，亦是最能確保長者能夠維持基本生活及制度的可持續性。 處理好病患和貧窮問題，我們的長者才能安享晚年。 (文章刊於2017年10月23日《HK01 - 01博評》) ...

「整筆撥款」津貼制度於2000年推行，至今已17年，人事幾番新，當年的社會福利署署長，今天已成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然而，這個制度雖推行多年，當中的爭議卻從沒停止，由政府承擔、員工保障、機構管治，以至公眾最關心的服務質素，幾乎涉及所有範疇，而福利界生態亦的確出現了變化。 新一屆政府承諾會與社福界商討制度，如今必須在公開透明和沒有前設的情況下徹底改革「整筆撥款」制度，檢視社會環境轉變以提供適切服務，這是社福界的共識，也是業界三大組織：社聯、社協、社總和社福界立法會議員走在一起共議，舉辦諮詢會的原由。 在剛過去的周未，出席了三場「徹底改革LSG」諮詢會，合共百多人參與，大部分是前線及中層社工，亦有其他員工、服務使用者，機構主管及社工學生。 彼此認真討論，坦誠分享對「整筆撥款」制度的看法，優點及缺點，以至探討不同的改革方向和方案。 事實上，發生許多問題不單關乎制度設計，還有一些外在因素，例如政府早年引入資源增值及競投制度，令機構要用更少資源提供更多服務；而缺乏長遠服務規劃也令服務及人手編制遠遠落後，這必須包括在政府檢討範圍之內。 要討論和尋求共識的議題還有許多，但只要業界堅持對服務使用者的處境事事關切，認真對待社工專業，相信總能求同存異。 (文章刊於2017年10月17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特首剛發布任內首份施政報告，當中提出許多民生措施，亦提及會與社福界商討如何優化整筆撥款制度。事實上，整筆撥款制度多年來衍生不少問題，如今必須在沒有前設的情況下徹底改革，檢視社會環境轉變以提供適切服務，這是社福界的共識。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早前在網誌提及部份社福機構缺乏對財務管理的認識。無疑，良好管理和管治可保障服務質素及服務使用者的權益，然而我們擔心，政府在檢討「整筆撥款」制度前夕，局長網誌可能令市民將資助制度的種種問題，簡單地歸咎於機構管理不善，不單有欠公允，更重要是錯判問題，將影響檢討方向，以致長遠的福利發展。 「整筆撥款」實施前，福利津助制度十分僵化。受資助機構聘用員工，不論學歷、薪酬、職位，全部需要社署審批。即使服務出現空隙，機構亦不能調撥資源去滿足需要。「整筆撥款」制度在2000年推行，正要給予機構空間，因應社會轉變，靈活地調撥資源，提供適切服務。 十七年來，社福界利用資助制度的靈活性，開展了更多創新服務，回應不斷增加及轉變的社會需要。然而，「整筆撥款」資助制度的核心問題，即劃一以中位工資作為撥款基準，卻令社福機構陷於困境，員工的工作量不斷上升但未能獲得合理回報，更令管員雙方矛盾持續。 政府即將檢討「整筆撥款」制度，必須處理撥款基準的問題，同時應分析十七年來福利機構面對的三個主要轉變： 1.　社會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人口高齡化，院舍接收愈來愈多認知障礙症長者；教育改革，特殊教育需要兒童更難適應學校制度，轉向福利服務求助；家暴躍升，家庭服務中心社工每天都在救火；壓力爆煲，不少年青人自殺輕生。社會問題愈趨複雜，「整筆撥款」制度卻將資源封頂，以十七年前的人手編制來訂定津助額，但期望受資助機構「靈活」運用資源，去應付今天複雜多倍的社會問題，是否合理？ 2.　供求失衡增加員工成本 目前，受資助機構聘用五萬多名員工。跟大部份行業一樣，機構面對人力資源短缺問題，輔助醫療職系及前線護理人員經常存在一至兩成空缺，機構往往需要負擔較高的員工成本。另一方面，不少社工編制均屬於助理職級（文憑社工），但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機構往往聘用具學位的社工填補文憑社工的職位。「整筆撥款」制度以中位工資作為撥款基準，期望機構通過較高薪的舊人流失、較低薪的新人加入，可節省服務成本。但在複雜多變的人力市場，這個如意算盤打得通嗎？政府多年來沒有檢討撥款基準又是否合理？ 3.　引入競爭性撥款壓縮機構資源 在「整筆撥款」制度下，政府原以為機構可以通過新增服務，沖淡舊服務成本上升的問題，紓緩財政壓力。然而，多年來，政府推出不少新服務時，引入服務競投、資源增值、同時使用有時限的項目計劃撥款等，令機構必須設法減低成本、增加服務量以爭取更多資助服務。新增服務結果反而可能增加機構的財務壓力。政府分配資助服務的方式，與「整筆撥款」制度產生甚麼互動效果？是否有利於服務發展，保障質素？ 局長在另一篇網誌提問，如果「整筆撥款」基準出現問題，為甚麼機構的整筆撥款儲備比例不斷擴大，甚至被社署取回超額部份？這是必須檢視的問題。然而，有差不多一半機構出現此情況，是否反映整筆撥款制度的結構性問題，不可以簡單地以個別機構管理不善來解釋。政府必須認真檢視制度設計上出現了甚麼問題，以至限制了機構盡用撥款，提供更好的服務。 無論如何，社福機構要提供優質服務，亦要向撥款機構和員工問責。更重要，機構要緊貼社會，與時並進，填補因社會轉變而出現的服務空隙，滿足市民大眾需要。機構的管理正好要在不同持份者的期望中，尋求平衡點。因此，實在不能抽空地檢視機構的財務管理，而忽略整個資助環境的急劇轉變。 檢討「整筆撥款」制度必須全面和徹底，其中包括以下幾個範疇： 社會需要急促轉變，「整筆撥款」的認可人手編制，包括人手數目及資歷，能否應付新增的服務需求？另外，是否需要更多資深的專業社工和督導人員，以確保專業的質素？ 人力市場及資源競爭環境複雜多變，「整筆撥款」基準背後的假設是否依然成立？是否需要重新檢視如何訂定基準？ 面向服務使用者，如何確保資助制度有利他們獲得優質服務？ 面向員工，如何保障他們的薪酬待遇，讓他們安心工作，提供最好服務？ 面向市民大眾，如何確保非政府機構保持活力和創新精神，推動社會發展？ 最近，社福界就「整筆撥款」制度檢討舉辦聯合諮詢活動，凝聚社福界不同持份者，包括服務使用者、前線員工、管理層、專業人員，深入探討改革制度的方向。這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讓政府全面掌握問題的核心，爭取不同持分者達致共識，徹底改革「整筆撥款」制度，讓福利服務得以與時並進、持續發展。 (文章刊於2017年10月11日《HK01 - 01博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