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際評估，香港教育制度素來有「優異而平等」（excellent but equal）的說法，尤以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結果最明顯。與其他地區比較，香港學生學術水平名列前茅，卻與家庭背景關係不大，教育不平等問題不算嚴重。 不過PISA數據來自15歲同學，亦即中三左右；但教育對學生職涯發展，多以中學畢業後的進路影響更大。本文嘗試整理數據，希望以4幅圖幫助大家看懂青年就業與教育均等問題的真象。 首先，我們向統計處索取了2016年人口普查的未公開數據，再聚焦全港約64萬20至29歲在職青年人口。沒有大學學歷的在職青年人數共39萬，佔整體在職青年60.5%，有大學或以上學歷的則佔39.5%。 學歷愈高高收入者愈多 常有人說大學學位不值錢，是否升讀大學再沒有什麼意思。這究竟是否屬實？我們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分析20至29歲青年的主要工作收入和學歷，就明顯看見無論現在學位如何「貶值」，青年收入和學歷仍有非常明顯關係。 從圖1可見，學歷愈高，有較高收入的青年百分比愈大。沒有大學或以上學歷者，月入1萬元以下佔20.8%，而月入2萬元或以上的只有11.6%；有大學或以上學歷者，月入1萬元以下只佔4.4%，月入2萬元或以上卻有43.1%。 若教育機會均等，學歷決定收入大致是香港市民都接受的結果。然而在現今香港，進大學的機會是否均等呢？ 我們再看看父母社經地位與學歷的關係。圖2把父母按總收入分為5個收入組別，分析父母收入對青年修讀大學機會的影響。結果顯示，父母總月入為1.5萬元以下的青年，只有36.6%達大學或以上學歷；父母總月入為8萬元或以上的青年，則有85.5%達大學或以上學歷。 我們亦進一步把完成及正在修讀大學或以上學歷的青年，分為於本地升學、於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升學，及以其他途徑升學（包括中國大陸、澳門、台灣、其他國家、遙距課程及聯合課程）作分析，則發現父母月入8萬元或以上與月入1.5萬元以下的青年，前者升讀本地大學的比率，比後者只多15.3個百分點，但於英、美、加、澳或紐升讀大學的，前者比後者多33.3個百分點。可見較低收入家庭與升讀大學比率的差異，最主是因為富裕家庭有較大能力送子女往海外升讀大學。 不過因現時人口普查只會調查居於同一住戶內不同成員的親屬關係，上述分析結果有一定偏差，因我們只能集中分析與父母同住在職青年的狀况，沒有與父母同住的青年（約佔17%）則未能分析，這些青年有較大機會是有相對高的收入條件（以至有經濟能力搬離父母）。 幸好，由中大何瑞珠教授領導的研究數據補充了一些資料。他們曾研究2012年參與PISA研究的同學，跟進他們在15歲後的發展。於2014年11月調查來自逾120間學校的1552名學生，他們在受訪期間已中學畢業，並循不同途徑升學或就業。圖3顯示他們畢業後不同進路與家庭社經背景（以家長教育程度、職業類別及家庭擁有的資源評定）的關係。家庭社經地位最高的同學，多為畢業後升讀大學，海外升學的又比本地升學的社經地位為高；相反，家庭社經背景最低的，則較多屬無法升學，要投入勞動市場。這些數據說明，無論在PISA研究中香港學生的平均表現有多好，但到了最關鍵的文憑試及升讀大學時，家庭背景仍然是影響升學機會的十分重要因素。 因家境而造成教育機會不均，影響青年職涯前景，進而造成收入差距。圖4比較在不同地區取得學士或以上學位的青年的月入。20至29歲而其學位在英美澳紐加等先進國家獲取的年輕成人，工資略高於在港獲取學位的年輕成人，主要反映在較多人（23.9%）在月入3萬元或以上的群組。而在其他地區（內地、台灣為主）取得學位的青年，則只有12.1%取得3萬元或以上工資，比例也低於本地大學畢業者（15.2%）。現在有不少基層同學因未能進入本地大學而轉到內地、台灣升學，但本地勞工市場對這些學歷的認受性如何，仍是一大疑問。 香港應檢視政策減青年上流障礙 香港基礎教育表現良好，在普及中小教育體系下，學生成績相對其他地區優異而差異不大，家境因素亦無大影響。然而公營高等教育情况卻不同，在學額有限的情况下，父母社經地位影響青年獲高學歷的機會，進而影響其就業發展機會。 若公立及私立大學學位能適度增加，低下階層的在學青年可望有更多升讀高等教育的機會。然而對於過去已失去有關機會的在職青年，社會能否給予他們機會，透過持續進修獲取更高學歷以改善職涯發展前景？現時香港專上教育對在職人士的支援嚴重不足，例如大部分兼讀制課程都沒有政府資助。環顧不少國家如新加坡、韓國等，都已制定全面的終身學習政策，香港亦應檢視相關政策，減少低下階層青年的上流障礙。 作者趙永佳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黃健偉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 《2019年3月4日於明報刊登》 ...

給一位荷蘭社會房企總裁Hugo：  時間過得好快，上次同你通訊已經是2017年7月的事，當時說過希望香港的過渡性社會房屋計劃可以成事，今日終於有新消息告訴你。記得數年前到荷蘭考察，嘗試摸索在公屋以外有沒有其他解決基層住屋的中短期出路，當時認識了你，跟我們去認識荷蘭的「社會房企」和「組合屋」。 想不到短短兩年多，這些考察經驗已在香港落實，社聯已同時開展「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及「組合社會房屋計劃」，而早幾天政府更公布提供20億元支持非政府機構興建社會房屋。 前年九月推出的「社會房屋共享計畫」，吸引不少有心業主參與，用低於市值租金出租閒置物業單位，暫時已推出200多個社會房屋，超過600位本來居住在惡劣環境的人士入住，讓他們在漫長的公屋輪候期間得到喘息。 前幾天，我探訪一班住在共享屋的居民，她們告訴我現在居住環境比以前舒適，生活質素也提昇了，不需要再擔驚受怕，生活終於見到曙光。透過「社區支援服務及活動」，他們亦認識許多朋友，建立鄰舍互助網絡，當需要幫忙的時候，例如託兒、買菜、傾訴時，有鄰居和社工可以伸出援手。同時，住戶亦學會一些生活技能，例如個人儲蓄及認識社區資源。他們的信心和抗逆能力都增強了，有助改善他們貧窮和社會孤立的處境，甚至有機會發展個人的才能。她們由心而發的笑容，與及小朋友有良好環境健康成長，都是我們工作的最大動力。 至於「組合社會房屋計劃」方面，社聯現正籌備三個項目，預計今年底推出的深水埗南昌街項目，可提供90個組合屋單位，每個單位供一戶獨立居住約兩年。問題是建築開支龐大，如果要擴大規模，民間難以籌集足夠資金。 其實我們可以參考您們的經驗，在荷蘭，現時有幾百個「社會房企」，會推行不同類型的社會房屋。政府會為這些企提供土地、津貼同借貸擔保，令到房企可以獨立自主發展，當房屋供不應求既時候，荷蘭政府亦會向房企提供短期出租的土地，讓他們發展過渡性房屋。這些社會房屋除了是可負擔外，亦重視鄰里關係建立及社會照顧的元素，滿足不同中低收入人士的住屋需要。 政府現在提出的20億基金，正正可以支援非政府機構成立「社會房企」，興建社會房屋。當然，基金需要預留款項資助營運機構提供相關社會服務。我估計20億元基金可推出約5000個組合屋單位，如果單位使用期不少於五年，就可讓接近10,000個基層家庭受惠。 事實上，全港有91,800個劏房戶，當中有一半，約4-5萬個住戶正輪候公屋。我們估計20億基金可以幫助到兩成正輪候公屋的劏房戶，其餘的輪候者只能繼續屈居劏房、板間房，以至工廈等不適切住房，空間狹窄，衛生差，安全隱患多，但租金卻不合理地貴，對住戶的身心與財政都帶來負面影響，尤其影響孩子成長。 以目前的建屋量，這個情況將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民間的「過渡性社會房屋」，應被納入政府的房屋政策之中，並同社會房企一同訂立建屋目標，運房局的專責小組亦要加強一站式支援，並就著基金的運作聽取民間團體的意見。 另外，參考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的經驗，我們建議政府提供資源予社會服務機構，為劏房住戶提供社區和支援服務，讓他們在未有長遠及合適的住屋安排之前，可以得到專業的社會服務支援，建立社區互助網絡。 今年六月，我將會參加法國舉辦的國際社會房屋節，還會將更多的社會房屋或組合屋的經驗帶回來，希望下次與你通信時，香港會有更多社會房屋項目，類型更多元，貼合不同基層社群的需要。 祝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你的合作伙伴 俊傑 2019年3月2日 (2019年3月2日 - 香港電台《香港家書》) ...

少數族裔人數近年顯著上升，如果計及菲律賓／印尼家庭傭工以及白人，總數超過58萬人，佔全港人口8%。在香港落地生根的不少是南亞族裔，許多已到第三，四代，南亞裔人口超過8萬。 他們在港土生土長，但基於文化及語言，在學習中文上已有很大困難，更遑論找份有前境的工作，故不少家庭幾代也活於貧困之中。 民間十分關心他們的處境，而政府也開始在教育上下點功夫。概括而言，就是支援少數族裔學童學好中文，包括提供師資培訓、設計合適課程，鼓勵非華語學生入讀主流學校，以至為錄取少數族裔學童的學校提供資助等。 還記得有位前線同工分享個案，有個巴基斯坦裔的家庭，雖然在香港生活多年，但不諳中文，圈子都是環繞一群鄉里，生活困苦。他們希望下一代可以學好中文，多一些華裔朋友，或許他日有更好發展。然而，兒子快要入讀小一時，由於缺乏資訊，故他們選校時感到無所適從，唯有依靠族群介紹，誤以為政策仍停留在過往的日子，選校只集中考慮傳統上錄取較多少數族裔學童的十多間小學，而不知道原來有其他逾百間小學同樣提供支援。 事實上，目前有二百多間小學獲政府額外撥款，當中有120多間小學每學年獲得80萬至150萬的額外撥款。然而，究竟他們為少數族裔學童提供什麼支援，卻沒有詳細資訊，教育局也沒有公開學校名單，無疑令政策成效大打折扣。 申訴專員公署亦關注到政府政策的成效而進行主動調查，結果與業界的觀察不謀而合，指學校資訊與實況不符。 教育局應該提高透明度，公開獲資助的中小學名單，而這些學校亦須在網站註明設有「對非華語學童的支援」等資訊，鼓勵非華語學生入讀，這樣才能為學童提供一個合適中文語境，學好中文。 (文章刊於2019年2月26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家逢巨變，孩子會感受不到嗎？ 英文有一諺語「elephant in the room」，意指問題就在眼前，卻因為太棘手太令人難受，我們不願意觸碰，甚至裝作看不見。家裡發生了事故，經歷喪親、父母離異或家庭暴力等等，大人往往希望孩子最好什麼都不要知，孩子卻誤以為自己做錯什麼引致這些狀況，彼此你猜我估，躲來躲去。其實家裡已擠進一頭大象，擋在父母與子女之間，阻礙大家溝通對話。 要幫助這些孩子撫平創傷，陪伴他們走出低谷，關懷和服務尤其重要。一些社會服務機構為身處家庭逆境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多元化的治療服務，幫助他們紓緩心理壓力、表達情緒和重建信心。其中一個項目「新地雨後彩虹計劃」，五間具豐富經驗的社會服務機構，年多以來已服務超過三百二十名兒童及青少年。 這些服務經驗被歸納及轉化為一本本地創作的繪本《我家來了一頭大象》，希望能讓更多人看見及了解這些孩子所面對的境況，包括焦慮、孤單、對大人情緒的解讀和種種童稚反應，繼而思考我們該怎樣和孩子一起渡過難關。 其實不只離異家庭，孩子心中或許也會存在一些小秘密、大疑問，可能是不想參加某課外活動、疑惑父母偏心弟妹等，若擔憂未得解決，同樣可能化身「小火龍」、「小刺蝟」。 誰的家裡沒秘密？這是一本關於親子、關於坦誠、關於同行的繪本，是家庭親子共讀的好材料和前線同工的輔導工具。 專家說，坦誠是最好的對策，即使孩子年紀仍少，只要坦誠相告，就算發生了複雜的事情，彼此總能熬過。無論家裡發生什麼狀況，讓我們將愛，延續下去。 (文章刊於2019年2月19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政府發表《財政預算案》在即，公眾期望政府有良策兼有財政承擔地改善巿民的生活，尤其基層家庭的苦況，如何提供適切的基層住屋成為焦點，一些民間團體，政黨和智庫都提出設立更多過渡性房屋。作為這類「社會房屋」的先導機構，當然支持建議，但其實這不但是房屋政策，更是一項涉及社區融和的社會服務項目。 一年多助200基層家庭 社聯前年九月推出「社會房屋共享計畫」，至今已有一年多，暫已促成二百多個社會房屋，讓二百個基層家庭、超過五百八十名本來居於不適切住房的住戶入住，在漫長的公屋輪候期間得到喘息。民間社會逐漸醞釀出一股潛力，嘗試在公屋及私樓以外提供的可負擔的住房，回應香港基層住屋問題。 計畫亦吸引不少有心業主參與，以低於市值租金水平出租閒置物業單位。不過，計畫始終依賴民間機構的資助及推動，能推出的社會房屋數目及規模有限，加上接獲的小業主單位大多超過五十年樓齡，在裝修津貼有限之下，即使只做基本翻新仍甚具挑戰。除非得到政府支持，向業主提供稅務優惠作為參與誘因，增加多類型的出租單位，並提供足夠的裝修費資助以翻新破舊單位，否則要短期內大幅增加單位有一定難度。 另一邊廂，「組合社會房屋計畫」的發展潛力則頗大。根據本土研究社的調查，保守估計政府現時在鄰近市區及擴展市區有超過二百五十公頃的臨時閒置用地，包括短期租約用地及臨時政府撥地，相等於十三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若政府開放這些閒置土地予社會服務機構或社會企業興建組合屋，將可大幅增加社會房屋的供應。 社聯預計今年底推出的深水埗南昌街項目佔地零點一公頃，可提供九十個組合屋單位，每個單位供一戶獨立居住約兩年，在社工協助下重塑個人財政、身心健康、社交、家庭關係等各項生活資本。 南昌街提供90組合屋單位 目前一般家庭的公屋輪候數字已達十五萬宗，平均輪候時間需五年半，另外十多萬單身非長者的輪候時間則更長。不少輪候者只能屈居劏房、板間房、籠屋、以至工廈等不適切住房，環境狹隘，租金愈來愈貴，對住戶的身心與財政都帶來負面影響，尤其影響孩子成長。試想像若有二百五十公頃土地興建組合社會房屋，將可惠及多少瑟縮劏房的基層市民？ 政府既然認同社會房屋的效用，應投入更積極的政策參與，創造更有利社會房屋發展的條件。而設立專項撥款的「社會房屋基金」更是當務之急，政府可先動用二十五至三十億元作啟動基金，其中約九成用作興建組合屋和提供社會支援服務的費用，預計可推出近五千個組合屋單位，假設臨時官地的租期不少於五年，估計有至少一萬戶居住，每戶居住期至少兩年。當土地的租約完結後，組合屋可以拆卸，搬去其他地盤重新組裝，循環使用約二、三十年。 五年助一萬二千基層家庭 其餘部分可用於翻新閒置單位，預計可帶來逾一千二百個社會房屋單位，約一千八百個基層家庭受惠。以二十五億元的「社會房屋基金」計算，總數可提供超過六千個單位；五年後，可令一萬一千八百多個基層家庭受惠，並且得到相關社區支援服務。 另外，不時聽到機構和社企反映想要參與推動社會房屋，卻因資源短缺而有所猶豫，倘若基金涵蓋社會服務費用，定能鼓勵更多機構的參與、提供更多元化的社會服務，服務對象亦可更廣泛。另一方面，亦可着手研究改建空置校舍和工廈，增加社會房屋的單位。 至於「社區支援服務」是社會房屋的核心元素，兩者互相扣連，缺少其一都無法達成意義。負責營運項目的社會服務機構或社會企業不止為入住基層家庭解決住屋問題、改善生活質素，同時提供針對住戶個人發展以及社區為本的社會服務，達至改善他們貧窮和社會孤立的處境。 具體說，社工會支援住戶學習生活技能，例如個人儲蓄及認識社區資源，以增強他們面對逆境的信心與能力，提升他們在私人市場租賃之能力，協助租戶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協助住戶通過學習群體生活及營造社區，與鄰居及外界建立關係，改善自己的生活質素，並且得到社區人士的認同。 各種社會房屋應運而生 目前各社會服務機構營運的社會房屋計畫具特色，有的主要服務單親家庭，讓「同路人」共住共生、互相照應（由聖雅各福群會營運的旺角豉油街「雅軒」）；有的着重街坊身體力行的參與，主張「共管」，亦有「樓長制」動員街坊（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營運的土瓜灣道「好鄰舍」）；有的引入「以工換宿」概念，引入青年力量，協助管理及組織活動（由救世軍營運的下鄉道「住+」）。街坊的轉變有目共睹，不時都聽到同事報來很窩心的街坊故事。 推動社會房屋的路程上充滿挑戰，每一步都不容易，每天都在學習。每次與住戶見面的時刻都是我們的強心針，看到孩子得到較合適的活動及學習空間，都鼓勵着我們要找方法行得更遠。這絕非民間能獨力負上的責任，唯有政府的投入，才可孕育出更多不同的社會房屋服務形態。  (文章刊於2019年2月18日《星島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