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needs to do urgently is rebuild the trust of Hong Kong people in herself and the administration. This cannot be achieved merely by formulating appropriate social or economic policies or by giving handouts to Hong Kong people. We need a chief executive who really cares about the people, talks their talk, upholds their core values and most importantly trusts the people. It would be a mistake if Lam thinks she will win people's support by proposing good polici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current government has proved the contrary, as its efforts in land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not boosted the popularity of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 and Paul Chan Mo-po at all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Connect” is the right word, but the problem is with whom. Lam should exert extra effort to meet and listen to the views of those who did not have votes in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not those who have voted for her or the other two candidates. People’s discontent comes from an unfair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inequality resulting from it. Lam could gain people’s trust if she could truly reflect to Beijing the public demand for universal suffrage, ...

最近一個工會發表有關社福機構管理層薪酬的調查報告，引來社會及業界不少關注，社聯亦收到不少迴響及意見，包括部分論者對個別機構的薪津水平是否過高提出疑問。社聯一方面不會評論個別機構的薪酬待遇，另一方面相信從工會報告所揭示的資料作出較全面的分析，可讓大家有較深入及整體的理解，避免以偏概全。   1. 社福機構管理層薪酬合理嗎？  工會報告特別點名15間機構，認為他們提供的津貼偏高，我們嘗試對這15間機構作出分析： 機構平均每年資助額：1.44億元 總幹事/行政總裁平均月薪：11.9萬元（包括薪酬/公積金供款/津貼） 其中平均每月津貼：4,462元（約為總薪酬的3.8%）  這個薪酬水平屬於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的職級，與中學一級校長、環保署高級環保主任、勞工處高級勞工主任、衞生署高級醫生等專業職系同級。當然，政府公務員所享有的附帶福利，普遍較社福機構優厚許多。  事實上，一間每年獲1.4億元資助的社福機構已屬於中大型企業的規模，估計員工最少有二、三百人，機構主管的人事及財政管理責任不少，亦要負責對外聯繫及支援機構理事會，通常最少已有二十多年專業經驗。另一方面，一間中大型社福機構往往聘用多個不同專業，涉及許多專業知識，對管理層的要求亦更高。從這個角度看，社福機構管理層的工作比其他專業職系之複雜及多元化，有過之而無不及。  2. 發放津貼合理嗎？  現時不同機構因應自身情況向不同職級僱員提供津貼，例如夜更服務津貼、偏遠工作津貼，以能提供吸引及挽留專業人才的條件。這些津貼與「花紅」的性質有極大分別，不少職級的員工均可獲得津貼，非管理職級獨有，而津貼項目及準則亦多由非受薪成員組成的理事會審議和釐定，而不是由個別管理人員決定。  管理人員獲發津貼的原因較多與其職責有關，例如某機構總幹事的職級原本訂為社會工作主任，但由於機構擴展服務，他要管理的員工及單位數目大幅增加，但機構沒有將該職位提升為高級社會工作主任，而改由提供現金津貼作為補償。這情況在社福界不算普遍，卻容易引來誤會，以為管理層獲取高額津貼。  事實上，社署對機構管理層的資助水平自推行整筆撥款制度以來，未曾作出檢討，資助額沒有因應服務擴展而提高，亦令機構在釐訂管理層職級時出現困難。  3. 機構受到監管嗎？  整筆撥款制度規定，受資助機構每年均需向社署提交「周年財務報告」，內裡已包含較高薪酬員工的資料。另外，受資助額高於一千萬及佔營運收入一半或以上的社福機構，必須向社署提交「首三層員工薪酬檢討報告」。這些報告在今年將全數上載機構或社署網頁，供公眾參考及監察，同時，社署有問題時亦可要求機構交代。  愈了解社工的責任和所創造的社會價值，大家或許會有多一點支持和體諒。社聯會繼續致力倡導機構提高透明度和問責，爭取社會認同前線服務和管理工作均為極具價值的專業，否則失去公眾和伙伴的信任，社會工作很難發展下去。 (文章刊於2017年3月21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解決基層住屋問題，興建公屋是否唯一方法？其實有效使用閒置單位，以至在租務巿場動動腦筋，也是可行方案。  數個月前，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再獲良心業主提供兩個住宅單位，分別發展成男子和女子中期宿舍，給予自我照顧能力較高的租客居住，並以社會福利署釐定的租金津貼金額租出。住宿期由臨時宿舍的三至六個月，增長至兩至三年。 這是協會首次發展中期宿舍。隨大圍經濟環境轉變及租金不斷上升，很多臨時宿舍的舍友在數個月的住宿期滿後，只能負擔比劏房更小的板房，容易讓他們再次陷入低谷。中期宿舍對於協助他們重投社會，有很大的幫助。 共住的模式豐富了他們的社交生活，租客在社工的鼓勵下，亦漸漸對將來有目標，學懂儲蓄及理財，準備好迎接將來的生活。 機構有經驗、也有方法與能力協助租客重整生活，但欠缺提供住宿服務的空間和人手。幸有良心業主與教會的協助，願意將手持物業以低於市值的租金租出。謝謝這些有心人與機構，扶助起每名受助人與受助家庭重新融入社會的信心。 港府努力增加房屋供應，卻未有中短期措施協助居於不適切住房的基層人士。在外國，尤其比利時的社會房屋中介服務做得非常成功，當地政府會資助社會服務機構或企業，提供包租服務，包括物業管理服務、協調租戶、以及家居維修服務，鼓勵業主將空置單位租予有需要人士。 政府可以參考比利時經驗，透過關愛基金試點或直接恆常資助非政府機構或社企，將社會房屋中介服務放入房屋政策。其次，政府可以給予稅務優惠予良心業主。私人基金會亦可以向中介機構提供維修，或物業管理的津貼，支援他們承包這些單位。 (文章刊於2017年3月14日《AM730–蔡海偉網誌》)  ...

每年三月八日的「國際婦女節」，是為表揚婦女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設立，同時也提醒我們許多女性在不同崗位上仍面對不平等及得不到應有的支援。 拖欠贍養費追討困難 傳統上，婦女為主要的家庭照顧者，不少婦女因需兼顧家庭崗位而未能全職工作。一旦婚姻破裂，未有經濟獨立的單親婦女往往會陷於困境之中。樂施會「香港婦女貧窮狀況報告（○一至一五）」顯示，一五年全港三萬三千一百個貧窮單親人士，其中單親婦女佔百分之八十五點二，而在過去的十五年間，這個情況並沒有得到任何改善。 離婚後，單親婦女往往因為需要獨力照顧子女而難以投入勞動市場，經濟上需要依賴贍養費或是政府的補助，然而，過去二十多年，贍養費被拖欠的情況仍是十分嚴重。統計處一六年資料顯示，在全港一萬三千九百宗被拖欠贍養費的個案中，超過九成七（一萬三千五百宗）為單親婦女，其中只有不足一成二被拖欠者採取現行法律途徑追討。 現時，如有被拖欠贍養費的情況出現，需要由婦女親自向另一方通過法律途徑追討，婦女不單面臨二次傷害，對於複雜、冗長的法律程序更是束手無策。拖欠者如果更改聯絡方式或者搬遷、移民等，更令被拖欠婦女無從追討。一六年底，香港上訴庭以《人權法》推翻因拖欠贍養費而被監禁的判決，令贍養費更難以追討。多年來眾多的個案經驗已反映現行措施（如入息扣押令或增加欠款利息）成效不彰，未能有效幫助婦女追回應有的贍養費，只會將婦女推向貧窮。 過往關注離異婦女的團體一直倡議參考外國成功經驗，設立「贍養費管理局」作為法定的中介機構，並授予其法定權力，以協助收取、追討及發放贍養費，為單親婦女提供更大的保障。事實上，澳洲及紐西蘭已設立專門協助收取子女贍養費的法定機構（Child Support Agency）將近三十年，其成功經驗及模式皆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及借鏡。 應參考外國成功經驗 過去十多年，政府致力在香港推動立法實行「父母責任模式」，以「父母責任」取代過往的「監管權」，強調離異父母由夫妻的關係轉變為夥伴關係，共同照顧小朋友。然而，政府在推動立法時，卻未有正視婦女被拖欠贍養費的問題，一直漠視設立「贍養費管理局」的訴求。聯合國婦女署於一四年提出「HeForShe」運動，邀請世界不同角落人士，不論膚色，不論性別，在不同的範疇中，攜手並肩共同創建性別平等的社會。單親婦女面對的困境不應由婦女自己面對，社會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及支持。 過往政府致力推動父母責任模式，也於一六年中提出諮詢文件，嘗試處理涉及中港兩地父母擄拐子女及逃避贍養費問題。如果政府能走多一步，設立「贍養費管理局」，才能為單親婦女提供更大的保障。 筆者：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家庭及社區服務） 梅偉強 ...

特首選舉提名期完結，能夠獲得足夠提名票的候選人只有曾俊華、胡國興及林鄭月娥，葉劉淑儀則斯人獨憔悴。對於四名參選人，社福界均有邀請出席論壇，與前線同工和基層團體對話。坦白說，葉太的表現不遜色，經過三屆立法會民主選舉洗禮，至少她在論壇上能夠展示誠意，嘗試了解不同界別及群體的意見。 不過，無論她怎樣努力和擁抱建制路線，都無法得到建制派選委的支持而入閘，陪跑的機會也沒有。這說明甚麼呢？選票歸邊，建制歸邊的情況，明顯不過，一聲令下，誰都要歸隊。 這就是港人不能接受2014年人大8.31框架的原因，憂慮提名票容易被操控，即使最後全民投票，其實候選人早被欽點，有志者失去公平入閘機會，最終淪成假普選。 事實上，根據現行選舉辦法，要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獲得至少150名委員提名，即總人數的八分之一。如果以8.31框架的規定，將提名門檻提升至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那麼今天曾俊華和胡國興早就出局。 在這氛圍下，自由意志不可能存在，少數泛民選票也沒多大作用，誰當特首也沒所謂了，皆因球員，球證也是同一幫人。 似有競爭或許能為沮喪的港人製造一時興奮，但選舉過後，又是南阿夢醒，一切皆空，甚麼也沒改變。 (文章刊於2017年3月7日《AM730–蔡海偉網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