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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

少数族裔的社会参与--专访香港融乐会王惠芬女士

少数族裔 – 特约评论      2013/10/30
香港融乐会王惠芬女士 王惠芬女士早年担任外展社工,眼见少数族裔人士因肤色和种族而被歧视,在教育、房屋、医疗和社会福利等范畴受到不公平对待,于2001年创办香港融乐会,专门服务少数族裔,协助及组织他们参与社会行动。王女士曾担任种族和谐咨询委员会成员,并于2005年获颁行政长官小区服务奖状,2008年获选为第十八届优秀社工,以及在2012年获颁香港人道年奖。多年来,王女士参与多个重要政策的倡议工作,包括《种族歧视条例》立法、小学及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修订,并一直争取「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政策。

王惠芬女士在访问中阐述了现时少数族裔人士参与社会事务的状况,亦分享她作为社会工作者,在促进少数族裔社会参与上应有的角色和遇到的困难。她亦援引不少例子,说明她在倡议少数族裔权益上的策略。

有限的参与机会,有限的社会关注

王女士首先指出,少数族裔在社会上的参与,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与他们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 - 如教育、劳工、福利和就业等重大政策制订时,能平等参与及发声;二是在政治体制内的政治参与。

关于前者,王女士认为社工应关注少数族裔人士在政策制订的过程中,是否能与其他持份者一样,拥有平等发声机会。王女士指出,获取信息是至为基本和重要的一步,但少数族裔多不谙中文,往往无法掌握对自己有切身影响的政策和时事,例如强制性公积金及最低工资的实施、房屋政策的最新发展等,政府部门既没有提供少数族裔人士语言的翻译文本,亦没有为少数族裔提供有效的信息发放平台,令他们只能依赖社会服务机构或自己的网络来了解政策详情。这种信息上的「无知」,不仅令少数族裔人士易于成为被剥削的对象,也削弱了他们参与社会事务的动机及动力。基于语言上的障碍,少数族裔难以知悉政策内容,从第一步已阻碍了他们的参与机会。同时,当局亦没有意识到有需要咨询少数族裔的意见,故当新政策推出时,政府往往没有措施协助少数族裔人士了解相关内容,即使少数族裔人士有意见,亦无从发表。由此可见,少数族裔在与自己生活相关的政策上,难以拥有与其他市民大众同等的参与机会。

至于政治参与方面,王女士指在代议政制下,不论是区议会、立法会,以至是行政会议,甚少有少数族裔的成员;即使有,也未能代表少数族裔的声音。在选举工程当中,亦因为少数族裔人士的人口不多,政党和候选人往往不愿花时间去关心少数族裔的处境,争取他们的支持,结果少数族裔的声音难以透过代议政制在议会、乃至主流社会中表达和得到应有的重视。

她续指,现时虽然有一些官方的咨询平台让少数族裔人士参与,例如民政事务总署的「促进种族和谐委员会」和「少数族裔人士论坛」,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人权论坛」等,但是这些平台并不能促进真正的参与,原因是部份咨询委员会的成员,须要经由政府委任,而那些被委任的成员,通常都是具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少数族裔人士,他们多来自商界或专业界别;另有部份成员立场倾向亲政府,故未能真正代表少数族裔的声音,反映他们面对处境和实际需要,会议过后,有关讨论内容及政策信息,也未能有效讯传达到他们的小区。除此之外,王女士指出这些平台的讨论,往往流于服务提供层面,鲜有从政策及宏观规划角度出发,故很难有效和长远地响应少数族裔的需要。少数族裔人士在这些平台上的参与,往往仅属装饰门面的参与,并没有机会发挥少数族裔作为公民的影响力,不是真正的参与。

充权工作对少数族裔社会参与的重要性

「充权」是指一个促进人民、机构和小区参与的社会行动过程,并以增加个人和社会控制能力、政治效能、改善生活质素和社会公义为目标(Wallerstein, 1992)。这正正与王女士的看法相呼应。王女士指出,要长远令少数族裔人士自力更生,甚至组织自己的社交生活圈子去倡议权益,必须透过充权工作,提升少数族裔在态度、知识和技巧的掌握,增加他们于社会参与的能力和效果。

她引例说,有一些少数族裔人士起初会基于个人利益而参与社会事务,这些利益可能是为了扩阔自己的圈子、获得一份工作或者增加自己的曝光机会等等。这种以个人利益作为动机的参与,未必能使他们长期持续参与下去,也不足以支持他们日后在社会上懂得实践和确立自己的公民身份,参与社会事务。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该着重引导及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让他们反思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的关系,让其明白为大众争取福祉也是他们参与社会行动的意义。这种从「个人利益」到「大众利益」的转化,既是充权过程,也是充权结果。

她又举例说明,一些少数族裔人士初次面对传媒时非常紧张,演说技巧不足,不利争取传媒关注和向公众传达讯息。社会工作者应协助他们提升倡议能力,使他们从不懂得面对镜头的弱势社群,变为能够在公众面前清晰自信表达意见的持份者。充权工作不单要着重少数族裔人士发展自我,使自己从中获益,也要维持及提升社会参与能力和效果,为社群争取更大的权益。这都有赖充权工作在服务使用者身上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角色

2003年,政府开始提供资金予非政府组织开展少数族裔服务,各机构争相推行有关服务,涵盖范畴包括教育、就业、公共服务支持、个人辅导,甚至是戒毒服务。问及非政府组织在倡议少数族裔权益中的角色,王女士认为有三项重要的功能:

第一,作为组织者于地区进行组织和充权工作,协助少数族裔自助互助。王女士指,小区发展从来都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之一,然而近年非政府组织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已远不及从前,地区内的组织工作愈来愈少。她认为社会工作者除了应加强组织少数族裔外,更应该与少数族裔自助组织建立伙伴关系,进行从下而上的集体倡议工作,方能最有效启发少数族裔于小区内维持长远和持续的参与。

第二,作为少数族裔和媒体的桥梁,让少数族裔的声音得以在社会上传播。由于语言障碍,少数族裔的意见很多时都未能得到主流媒体(尤其中文媒体)的关注,他们对本地媒体亦缺乏认识,又没有连系媒体的技巧,以致未能突破自己的圈子,将他们的声音展示于公众面前。非政府组织正好担任中间人,不论是联系或是传译,都可以帮助少数族裔把他们的诉求,透过主流媒体让社会知悉,引起大众关注。

第三,作为监察者,进行有效的服务监察和评估。王女士指,近年政府确实投入较多资源推展少数族裔服务,然而却没有一个严谨方法监察服务的推行和评估成效。例如有很多计划强调要达到「种族共融」、「融入社会」的目标,但设计上却只让少数族裔人士到主题公园游玩,根本没有切实响应目标;部份只凭活动相片、举办了多少个嘉年华会来衡量服务成效,而政府亦没多花功夫监察。她指非政府组织应该更加自律,更负责任地监察服务进行,确保服务设计紧扣计划目标,评估服务用户在经过一连串充权工作后,是否有成长和改变。

令少数族裔从「看不见」变为「看得见」的一群

回顾近十年来少数族裔在社会上的处境,王女士认为最大的进步,是社会终于「看得见」这个群组。「这个群组长久以来存在于香港,不少更是几代人都扎根于香港,但制度上、政策上他们是不存在的,他们生活在我们当中,却犹如隐形。」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王女士以「四处放火」来形容自己的策略 - 她在各个界别如社福界和教育界内发掘歧视个案,然后不断向传媒举引大量案例,让传媒广泛报导;她又向政党、相关政府部门、立法会、行政会议成员、商会、甚至国家领事进行游说,务求引起不同界别、乃至整个社会面对和关注少数族裔,这种倡议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她以融乐会在教育政策方面的倡议工作为例,说明在策略上,如何令一直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学生,呈现于社会眼前。1998年,全港只有2间政府资助小学和2间政府资助中学取录少数族裔学生,少数族裔学童的失学问题非常严重。到2003年,这些小学和中学亦分别只增加到7间和3间。与一般华裔学生不同,少数族裔学生被排除在统一派位机制以外,只能报读这些「非华语学校」(Non Chinese Speaking School)(后于2006年改名为「指定学校」)(Designated School),这令他们在升读小一或中一时,只有数间学校可以选择,不论学生的能力是高或低,都很大机会被派到同一间学校。与其他华裔学生相比,少数族裔学生享有的教育权利是不均等的。其时,王女士逐一致电学校,查询他们取录少数族裔学生的情况、与少数族裔学生亲身到学校扣门,又不断去信教育局与局方斡旋。最后,她研究以人权法控告政府,方能成功迫使当局于2004开放派位机制予少数族裔学生,少数族裔学生终可和华裔学生在同一派位机制内竞争学位,于主流学校就读。

王女士指这不单纯是制度上的改变,提高了少数族裔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更迫使政府以至社会面对这个群组。「在派位机制开放之前,少数族裔学生一律被集中在某几间学校,是教育上被边缘化的一群,大家还若无其事说没有这些问题。机制开放之后,少数族裔学生目前散落在500多所中、小学校之中,从前被掩盖的问题逐渐曝光 – 语文政策、校内支持、少数族裔主流化等等,不论是学校、老师、家长,甚至是学生,都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想对策回应。」此外,少数族裔进入主流学校就学,亦促使他们学习和运用中文,逐渐能够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与华人对话交流,这对整体社会在接纳和重视少数族裔声音方面,均有正面影响。

总结:短期社会服务和长远政策规划的结合

自政府投放资源让非政府组织服务少数族裔以来,确实让少数族裔人士受惠不少。然而,这些服务绝大部份均是短期和一次性的,以最低度的辅助为目标,并没有在策略上真正促进少数族裔融入和参与社会。如何摆脱补救性的社会服务视野,向政策规划的层面推进,实现少数族裔主流化,是最艰难的工作。王女士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离不开政府的资源投入和小区组织工作。她尤其指出,社会福利界应该反思小区发展的意义,善用社工专业,从下而上做好组织工作,推动少数族裔自助互助。

在种族共融的议题上,透过社会服务协助少数族裔自力更生固然重要,但长远而言,我们更应思考如何在政策上促进少数族裔享有平等机会,达至共融。例如订定清晰的多元文化政策目标;在政策制定时,加入对少数族裔的影响评估;加强现有的行政指引,由上而下指导政策局和服务部门如何响应少数族裔的需要;并加强跨部门之间的协调,均会有助少数族裔融入香港,建构真正的多元文化城市。

 

访问整理:郑普恩

参考数据:

 

Wallerstein N. (1992). Powerlessness, empowerment, and health: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6(3), 19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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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录于社联政策报2013年10月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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